招不在老，有用就行。
这样的巫蛊手段，在后世也多有使用。
民间第一次听觉得大开眼界，但是帝王们并不觉得奇怪。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想要人活不容易，但是想要人死，手段真是太多了。
反而是秦朝的君臣们颇有些不适应。
“后世还有脸称呼我们为暴秦？这手段如此阴险，自己亲戚儿子女儿全杀光了，分明更为绝情！”蒙毅忿忿不平。
大秦虽然肉刑很多，但也是光明正大的来。
就算野蛮，后世也没好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在讲述“蛊”时讲述汉武帝巫蛊之祸呢？因为“蛊”的存在，本身就带有一部分的政治意义与地理偏见。】
【而有关“蓄蛊”的传说，雏形也是从西汉开始。所谓的“蓄蛊”，就是养蛊。】
现如今，普遍认知的是南方多瘴气的地方多巫蛊，但是谁能想到，起初被认为有“蛊”的地方，其实是北方的中原地带。
上古时期，“巫”被认为有神力，可以与神沟通，夏商时期的巫拥有崇高的政治权力地位；
“蛊”很早就与“巫”这样的神秘力量结合，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出土过一批公元前5世纪的盟书，其中“诅”与“蛊”已经开始搭配使用，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蛊”已经被赋予了巫术色彩。
周朝，神的力量被周天子取代，但“巫”依然承担着与天地沟通的责任，成为了周天子与上天沟通的桥梁；
先秦时期，秦国医和为晋平公诊治时提到“女惑男”引起的“蛊疾”，但是这个“蛊”结合晋平公的纵欲过度，其实是一种性生活过度引起的男性功能障碍，“蛊”取其并从中生，犹如蛊之食谷，日渐销蚀。
这里的“蛊”指的是疾病，是非人为故意蓄蛊。
到了秦汉，帝王权力加强，“巫”的权力地位被剥夺，但是依然被需要，比如宫廷里依然有着巫祝的官职和地位。
汉朝时期，开始提到“毒蛊”，并且有了防治手段，比如“嘉草”，这里的“毒蛊”已经有了人为蓄蛊的含义。
汉朝以后，蓄蛊的传说越来越多，甚至还到了影响立法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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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李世民有些不自在，大臣们也有些尴尬。
大唐就是那个因为“蛊”立法的朝代之一，《唐律疏议》卷一八里记载：“蛊有多种，罕能究悉，事关左道，不可备知。”
“原来没有蛊啊，怎么民间那么多有关于蛊的传说？”尉迟敬德还挺好奇，“我都听说过什么蛇蛊、蜈蚣蛊、蟾蜍蛊，原来没有？”
天幕这个态度很明显，尉迟敬德也不傻，能看出来。但是没想到传说了几千年的蛊，竟然不存在？
长孙无忌笑了笑：“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蛇、蜈蚣、蟾蜍本来就有毒，人们出于畏惧就传说到蛊身上，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各种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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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唐朝，名医许仁则看到这些，摇摇头笑道：“所谓的蛊虫，不过是人心害怕，畏惧爱恨情仇，害怕因为未知事物生病病死，就如同杯弓蛇影，看到影子就以为是蛊虫，自己吓自己。”
他的小徒弟还有些不敢置信：“师父，那如果真的有蛊虫呢？”
“没有如果。”许仁则直接否决，并且给出例子，“我接过许多自称被下蛊的病患，其中有不少其实就是痢疾，或者其他疾病。”
说完他告诫自己的徒弟：“你要好好学医，民间不懂医术以为是蛊，但是医者不能真的当成蛊去治，你要去发现所谓的蛊到底是什么疾病，才能对症下药。”
徒弟连连点头：“是师父，徒儿记住了。”
【伴随着民族融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开始有了“蛊”和“养蛊人”的说法。
更为落后的地方，往往是被认为有“蛊”的一方，甚至被认为的地方自己都认为是如此。】
起初，因为巫术与中原政权，蛊毒故事发生在北方。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蛊毒的故事也开始南移。
隋朝以前，蛊毒都是在北方黄河流域出现。唐宋以后，蛊毒从长江流域蔓延到福建、两广、云贵川等地，尤其是江西、浙江一带；
到明清时期，蛊毒的传说主要见于深山僻壤。
这其中，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经济开发。
比如北方人南迁时，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人产生矛盾碰撞，同时不适应当地环境，感染南方的血吸虫病、疟疾等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陌生的传染病时，北方人会怀疑自己被善用巫术和毒物的南方“养蛊人”下蛊了。
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蛊毒”的真相，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
所谓“造谣一句话，辟谣跑断腿”，在古代经常存在。
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
比如广州，曾经被认为是“岭南多瘴气”的地方，是有“蛊”的地方，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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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云南大理，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
“大唐时期，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反倒是如今，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蓄蛊’，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既然这么害怕，那还过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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