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我的哭声时，突然笑了，把协议往助理手里一塞。
“先不看了，我女儿比合同金贵。”
母亲何玲醒来时，护士把我抱到她身边，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指尖轻轻碰了碰我皱巴巴的额头，盯着我的小脸看了很久，连护士进来换药都没察觉。
三天后，舅舅何深提着个巨大的玩具箱来医院，里面塞满了从国外淘来的儿童启蒙绘本，还有个会发光的人体模型。
那时父母还没离婚，我和姐姐秦昭住在城区的老宅子里。
秦昭比我大八岁，已经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放学回来就钻进自己房间写作业，很少理会我。
我蹒跚着追在她身后喊“姐姐”，她嘴上嫌烦“别跟屁虫似的”，却会在我快摔倒时，不动声色地伸手扶一把。
母亲何玲是个话少的人，周末会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翻文件。
我跌跌撞撞扑到她脚边，她会放下文件，牵着我的手绕着茶几走，声音很轻：“言言慢些，别摔了。”
那时，母亲总在晚饭后翻医学期刊，父亲则对着电脑里的设备图纸皱眉。
我趴在地毯上搭积木，把红色方块当成听诊器，往秦昭胳膊上按假装自己是个医生，秦昭会配合地“咳嗽”两声。
那时的家，像台精准的仪器，每个人守着自己的齿轮，沉默地咬合着，倒也安稳。
直到十岁那年的冬天，父亲把我叫到书房，暖气开得很足。
“言言，我和你妈妈要分开了。”
他声音很轻，“你和姐姐可能…”我没等他说完我往外跑，听见他在身后叹气。
后来秦昭跟着母亲回了何家，搬家那天她背着书包从楼上下来，经过我身边时停顿了半秒，把一本《人体解剖图》塞给我。
“里面画得很清楚，你不是总问心脏长什么样吗？”
书页里夹着张她画的简笔画，两个小人举着听诊器，旁边写着“秦昭、秦言。”
父母分开后日子，像被切成两半的苹果。
平时住秦家，父亲会陪我看纪录片、带我射箭、骑马，我有时候会去何家，母亲会带我去粤州的长隆玩。
他们从不在我面前说对方坏话，甚至会在我生日时一起出现，像从前那样笑着看我吹蜡烛。
父亲想教我看财务报表，带我去南粤参加医疗行业峰会，指着台上的专家说：“以后这些资源都是你的。”
我却总溜到会场角落的医疗器械展区，对着心脏搭桥模型研究半天。
有次趁他不注意，溜进何家医院的儿科诊室，看护士给小朋友打预防针。
被母亲抓个正着，她没骂我，只是蹲下来问：“喜欢这里？”
我点头，她摸了摸我头发。
“喜欢这里就好好学习，考医学院，当医生救死扶伤。”
母亲的指尖轻轻落在我发顶，像一片羽毛扫过心尖。
那句“当医生救死扶伤”说得很轻，却像颗种子砸进了名为理想的松土里。
十六岁。
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那天，我当时正在练散打。
教练把我从擂台上拉下来，说：“秦言，你父亲…”
我没听完就往外跑，鞋在地板上擦出刺耳的声响，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根快要绷断的弦。
葬礼上，秦昭穿着一身黑裙站在灵前，她接过秦氏董事长的聘书时，指尖微微发颤，却还是挺直了脊背。
像当年那个护着我不让我摔倒的姐姐，只是眼里的光，冷了许多。
她朝我走过来，递了块叠得整齐的手帕，声音有点哑：“哭出来吧，没人笑话你。”我没接，转身就走了。
三天后，我去了南粤。
南粤的冬天没有暖气，体育场馆内穿得单薄的选手们在过道里来回跺脚。
眼角余光突然瞥见桌子那边有动静。
一个穿着赛服的女生正趴在那堆袋子上，胳膊伸得老长，像只探头探脑的小松鼠。
我没太在意，转回头继续听教练分析战术，可没过几分钟，“哐当”一声脆响。
循声看过去时，我放在桌上的保温杯消失了，那女生正蹲在地上。
我的保温杯滚在她脚边，水漫了一小片地，她正慌慌张张地从包里掏纸巾，蹲在那儿一下下擦着，背脊躬得像只受惊的虾。
那瞬间心里没来由地“咯噔”一下。
回到家时，窗外的天已经暗透了。
我脱下外套扔在沙发上，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舅舅何深发来的消息，问我想上哪所中学？我回了条：【没想好】。
躺在沙发上，天花板在黑暗里模糊成一片。
林疏棠红着脸喊“妈妈”的样子突然冒出来，还有她拽着我护具腰带时，眼里带着点不服输。
膝盖好像还能感觉到她刚才顶上来的力道，不重，却挺硌人。
浴室镜子里的自己，眼角那粒痣被汗泡得发亮。
我想起她刚才在擂台上喊“我叫林疏棠”，声音脆得像咬碎了冰。
这名字挺好听，跟她人一样，有点倔，又有点可爱。
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赢她。
父亲的葬礼刚过没多久，秦昭把公司担子全挑了去，我来南粤，一半是躲，一半是想喘口气。
擂台上挥拳的时候，脑子里是空的，直到看见林疏棠那双受惊的小鹿眼，才觉得胸口那点闷郁散了点。
她刚才肯定在心里骂我吧？骂我下手狠，骂我耍无赖。
想到这儿，忍不住笑出声。
华侨中学…我拿出手机搜了搜，离这儿不算远。
手指在屏幕上敲了敲，又给何深发了条消息：【想好了，华侨中学。】
发送成功的提示跳出来时，窗外的蝉鸣突然响了像是在为这个冲动的决定喝彩。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好像又闻到了她发间那点洗发水的香味。
手机突然响了，是何玲。
她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我刚开完会，看见阿深发的消息，说你转学的事定了？”
“嗯，华侨中学。”
我翻身坐起来，窗外的月光正好落在床头柜上。
“离你住的地方不远…”她顿了顿，应该是在翻日程表，“下周一带你去报道，顺便给你做个体检。”
挂了电话，房间里又静下来。
十六岁的年纪，好像总该有点叛逆的架子，可对着何玲那双平静的眼睛，我那点想撒野的心思总像被戳破的气球。
芝加哥的冬夜总是裹着冰碴子的风。
我刚结束连续12小时的轮班，白大褂下摆还沾着消毒水和血渍的混合气味。
急诊室的红灯在走廊尽头明明灭灭，像某种永不停歇的警示灯，我揉了揉发僵的肩膀。
正准备去休息室冲杯热咖啡，分诊台的护士突然喊住她：“Dr.秦，创伤中心刚转来个病人，枪击伤，血压掉得厉害！”
我推开门时，血腥味扑面而来。
病床上的男人蜷缩着，左胸的血浸透了纱布，监护仪发出尖锐的警报声，心率线像条垂死挣扎的蛇。
旁边站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墨西哥语混着英语的哭喊劈里啪啦砸过来。
我快速扫过病历——Carlos，32岁，非法移民，在餐馆后厨被流弹击中，送医时已经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
“血压70/40，心率130！”护士报着数据，手忙脚乱地准备升压药。
我的手指搭上他的颈动脉，触感微弱得像风中残烛。
我扯开被血浸透的纱布，子弹入口在左胸第四肋间隙，边缘外翻，大概率伤及主动脉。
“准备开胸包，联系手术室！”
我的声音冷静得像结了冰，眼神却在快速计算——从急诊室到手术室需要三分钟，而他的血压撑不了那么久。
“他没有医保…也没有身份证明…”护士长在旁边低声提醒，语气里带着点无奈。
在美国的急诊体系里，这样的病人往往意味着无尽的麻烦，甚至可能影响科室的绩效评估。
我没抬头，手里的止血钳精准地夹住出血点：“我只负责让他活着撑到手术室。”
女人还在哭，怀里的小男孩大概四五岁，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我，手里攥着半块咬过的玉米饼。
我的动作顿了半秒，突然想起十六岁那年在南粤的散打馆，林疏棠也是这样睁着眼睛看她，像只受惊却不肯后退的小鹿。
但此刻，我不能有任何迟疑。
“利多卡因10ml静推。”我吩咐道，指尖在他胸口按压的力度始终稳定，“准备自体血回输，别浪费时间配型。”
监护仪的警报声渐渐平缓了些，心率降到110。
我看着男人苍白的脸，突然注意到他左手虎口处有个模糊的纹身，像朵歪歪扭扭的花——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儿子的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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