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隆武元年，朝廷尚没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清查田亩，因此只选了河南和江西两地为试点。在严令两地巡抚严格执行之外，朝廷也派了御史到两地监督。
河南久经战乱，人口大量消失，江西却一直太平，两地一南一北，极具代表性。
听闻朝廷要重新丈量土地，而且一旦查出隐匿，要加倍罚款，这两省的地主都不敢再隐匿，今年秋收后，他们自动自觉缴纳了应缴的田赋。其他各省虽然还没有清查，但消息灵通的士绅也都听到了风声，田赋的缴纳都自觉了很多，两种因素加在一起，推高了今年田赋的岁入。
照内阁的规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清查全国田亩，完成黄册再造，到时田赋肯定还能再多一些。
当然了，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大改革、大利益相比，这些从田间地头抠出来的田赋，实在是不值一提，但现阶段时机不成熟，隆武帝还不敢实行这一项一定会震动天下、士子鼎沸的大改革，因此田赋的增加对于国家总是一件好事。
盐税和田赋都增加，但另一个税种，被朱慈烺寄以厚望的市舶税，也就是海关税，增长的却不是太高。崇祯十四年，因为海禁的原因，一年的市舶税才四万两银子，而今年，隆武元年，大明朝廷正式开放海禁，准许民船出海，又开放了四个城市口岸，准许外国商船停靠和经商，同时鼓励中外通商，并令京惠商行为先行，扩大和外商的经贸，用大明的丝绸瓷器换取外商手中的白银以及大明国内急需的粮食铁器和一些先进技术。
据锦衣卫和市舶司回报，各国商船纷纷而来，海贸十分繁盛。
这种情况下，市舶税应该一飞冲天才对，但事实是，今年全年的市舶税，不过二十多万两，虽然比起过去的四万两，这已经是将近五倍的增加了，但朱慈烺依然不满意，因为他清楚的知道，比起中外通商的海贸量，朝廷收到的市舶税，其实是欠收了。
原因何在呢？
不是市舶司的主事沈廷扬舞弊，也不是海关御史周尔淳怠惰，而是因为郑芝龙在中间搞鬼。
如果说，开放海禁，大明朝所有人都是受益者，但有一人是受害者的话，那一定就是郑芝龙。
过去，郑芝龙雄霸大明外海，以“买水”的名义收取保护费，每年入账都有几百万两之巨，但朝廷开放海禁，准许各国商船靠岸，不再只是只是依托一个小小的月牙港，尤其是隆武帝发出严旨，令他扫荡大明周边海域，不许有“海盗”存在，要保障中外商船的安全之后，他买水的生意，自然就做不下去了。
但郑芝龙的脑子活的很，买水不行了，他便又盯上了走私。
——使用福建水师的官船和战船，大批量、成规模的走私，逃避市舶税。
市舶司虽然也有查缉走私的小船，但和福建水师的战船相比，根本是不值一提，加上郑芝龙十分狡猾，派出众多耳目监视市舶司，但有查缉船出港，他们立刻就会知道，连带着市舶司主事沈廷扬，海关御史周尔淳也都被他们监视，所以市舶税收了一年，沈廷扬和周尔淳虽然有所怀疑，但却始终找不到证据。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个谚语放在郑芝龙身上，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福建水师乃至福建官场，都被郑芝龙经营的如铁桶一般，外人很难插足，沈廷扬和周尔淳虽然有能力，但却被郑芝龙捆的伸不开手脚。
算一算，今年一年，郑芝龙通过走私，最少获取了二十万两白银的利益，也就是说，郑芝龙通过走私所得，和朝廷的市舶税是差不多的。
如果是过去的崇祯帝，对福建的情况，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了解，但身为穿越者的隆武帝，从穿越第一天就知道郑芝龙以及他手底下的庞大水师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性，成立军情司之时，京畿，辽东，陕西被设为第一级区域，福建，山东，湖广为第二级区域，和湖广山东相比，福建并没有太重要的战略性，朱慈烺只所以盯着福建，就是因为有郑芝龙的存在。
因为成立的较早，所以当朱慈烺继位，成为大明皇帝之后，军情司福建分司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将福建情报连同郑芝龙的日常所为，源源不断的送回京师。
也因此，朱慈烺才能在千里之外知道郑芝龙私下里的走私。
身为朝廷二品的总兵大员，掌着一省兵马和水师，却公器私用，使用朝廷的兵船和战船进行走私，逃避国家的税赋，无论在哪朝哪代，郑芝龙所为都是重罪，罢官下狱，甚至是斩首抄家都不为过。
朱慈烺怒吗？
怒。
但他暂时还不能动郑芝龙。
原因很简单，郑芝龙麾下多是私兵和私船，唯郑芝龙马首是瞻，对朝廷没有多少忠心，一旦朝廷对郑芝龙有所动作，郑芝龙狗急跳墙之下，东南沿海必乱。在辽东未平，现在又打算在河套用兵的情况下，东南沿海绝不能乱，这是事情的轻重缓急，也是掌舵者必须
明白的取舍所在。
更何况，登莱还有一个郑森，虽然朱慈烺清楚知道，郑森和其父郑芝龙的性子截然不同，清高，忠义，有理想，嫉恶如仇……这和郑芝龙骨子里的唯利益论的海盗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哪一天郑芝龙真的反叛了，身为儿子的郑森绝不会跟从！
但这并不表示郑森不会尴尬，不会无法自处，正在逐渐恢复过往实力，担负着袭击辽东重任的登莱水师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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