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经过一番访问后，他们才发现长安居大不易。本来长安城规模便比东都洛阳大了许多，哪怕在城池最为繁荣的高宗时期，城中百坊都没有住满居民，特别是西南诸坊有许多整坊俱空，居住需求并不紧迫。
然而如今再看来，长安城却是百坊满盈，几无闲地。甚至就连最偏僻的坊区，都住满了民众。至于一些贵坊热地，则就更加的一屋难求。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则是大量的宅业收为官有，二则就是原本行台政令对居民附籍的刺激。特别是去年行台民爵赐给与丁权发授，规定只要役满五年，民众就能因户籍所在而获得众多的惠利。
从垂拱年间一直到行台分陕行政时期，两京之间本就是人员高速流动。大量关西民众被迁到河洛地区却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行台方面又极为重视流民入籍，所以其中大部分民众又重新流回关中。
虽然行台是鼓励民众各归原籍，但无论是实际的路程还是州县编籍安置的效率、都远远比不上长安京畿所在。再加上行台在长安城周边开设了大量的官造工坊，也急需劳动力的补充，所以许多民众干脆就选择落籍长安。
随着行台民爵、丁权的发放，籍户们的黏性被进一步拉升，许多人都盼望着能够成为真正的长安人，享受户籍所带来的种种惠利，更加不愿意放弃如今所拥有的宅业。
当然，具体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充满着各种利弊权衡，只要价钱给得高，不是不可以谈。但是当原本价值不过千数钱的偏坊半亩草屋都叫价百数缗的时候，这买卖似乎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听到当地居民狮子大开口的报价，许多后来的买主都不免气极反笑，只觉得这些人脑筋有问题。
然而卖主们却仍振振有词，拍着自家摇摇欲坠的柴扉不无自豪道：“客人所见只是半幅草屋，但对我家却是兴家之所！再过四年丁权到身，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能知我家不会青蒿立梁，也出一位明经、进士？现钱百缗，已经是冒了家道中落的风险，再要削价，那真是谈不得！”
买主们看看那格局狭促、几根虫蚀烂木支起的草房，实在观察不出还有什么继续家道中落的余地，但屋主仍是咬紧牙关不松口，也实在让人好气又觉好笑。
这种坐地起价的口吻，当然只是刁民无赖习性，但其背后所仗恃的，还是对朝廷政令惠民的信心。众志成城，长安城哪怕一块臭水沟烂地，那也是价比千金！守住此处家业，哪怕此生穷困潦倒，谁知几代后不会门前列戟？
寻常市井间风气已经如此，至于城中那些贵坊、名坊，买卖双方的交涉那就更加热闹。长安城虽然规模雄大，但讲到宜居性却并不如东都洛阳，但这只是整体上的一个差别，具体到一些特殊的坊区，还是很有可比性的。
城北诸坊因为地近皇城，所以是当之无愧的贵坊，早年间便是勋贵名臣扎堆居住的区域。不过如今城北诸坊住户大部分都遭到清洗，朝廷划给百司的官廨公宅大多数便集中在这一片区域，也是为了保证百官免于奔波之苦，上下班方便。
但贵坊未必宜居，否则皇家便不会放着好好的西内太极宫不住，又劳工费力的另造大明宫。真正讲到宜居，还是城东万年县乐游原到曲江池这一片区域。此境地势颇高且水域不少，自然也是城中置业的上佳选择。
因此许多随驾返回长安的朝臣权贵们，便将视线落在了这一片区域中，或是派遣家奴，或是亲自前往游访，挑选符合心意的住宅。
不过他们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眼挑花了、钱不够了。城东诸坊大凡能上眼的宅邸，价格都已经超出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畴，而且交易起来要更加繁琐。
当然，对于真正的权贵而言，市场价格从来也不会对他们得到自己心爱之物形成阻碍。权力变现，有着各种各样的途径。甚至都不需要他们掏钱，只要流露出对这宅邸感兴趣，自然会有人拱手奉上。
千百年来，世情如此，哪怕此世也不例外。所以城东诸坊的宅业易手频率，反而较之普通坊区还要更加频繁。
但是很不巧，如今长安城中有一个特殊人物存在，那就是平阳公武攸宜。武攸宜如今官居太府少卿，总掌市易平准事宜，同时兼判社监署事。前者让他有足够的权力干涉城中宅业买卖事宜，后者则让他有足够的耳目监察相关事宜。
武攸宜这个家伙也是一个异类，神都革命中大难不死，早早的便投靠了当今圣人，非但没有遭到闲置冷待，反而在行台中混得风生水起。如今新朝新秩序，同样又获得了一个实权要位，大把热情亟待发挥。
最开始，武攸宜在长安城园宅买卖的热潮中还乏甚存在感，可是当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以钱五十缗购得永乐坊数亩园宅、因乱市而被判令归还时，等待多日不见执行，武攸宜亲率府吏直入坊中，拆门拖走。
这件事自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甚至就连圣人都亲自过问，群众们也都纷纷观望事态发展。事情最终结果则是姚元崇勒令儿子归还园业，圣人则亲赐甲第一所供姚氏子弟立业成家，以示对姚元崇爱护，但却并没有追惩武攸宜。
经此一役，武攸宜“拆门少卿”之名响彻京畿，而城东诸坊围绕园宅所滋生出的官商贿结之风一时间也为之肃然。而且在武攸宜的建言下，朝廷于太府寺再设宅厩署，专门负责管理园宅买卖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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