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元元年至今，朝廷通过这种方式已经选拔了数百名军事人才，有的已经解褐任官，或在诸州执法团练，或在内外军中供职。有的则仍在考察培养，以待武铨任用。
虽然由于时日尚短的缘故，这一批少壮新锐们还没有什么显功创建，远称不上大唐军事体系当中的中坚主力，但眼下已经给大唐的军事建设带来的颇为正面的影响。
这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这些少壮武才们突破了以往关陇勋贵对京畿宿卫系统的渗透与把持。他们出身各不相同，既有李祎这样的宗家少壮，也有萧嵩这种江南名门子弟，起于陇右边军的郭知运同样在鹰苑受业过，还有更加下层的比如安西大都护府所选送的、出身高句丽城傍的高舍鸡。
这其中值得一说的是高舍鸡的儿子高仙芝也已经出生，李潼在某次赐飨内卫将官并其家眷时还见过一次，长得虎头虎脑的、很是精神。
关陇勋贵们把持渗透京畿宿卫系统，乃是大唐立国以来的传统与积弊。他们伴生于西魏、北周府兵制的创立，并且参与缔造了隋唐两大帝国，哪怕是府兵制已经崩溃，他们仍然凭着元从余荫与世代尚武的家风传统而顽强的存在着。
哪怕是武周时期，武则天大肆引用关东、江南等世族与寒门人才，也仅仅只是在上层的政治环境中挤压了关陇勋贵们的生存空间。但是在军事上，效果则仍然不够明显。
这也并不是因为武则天不够心狠，而是受困于各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世上还没有哪一派政治势力拥有关陇勋贵那旺盛的武风传统与规模，想要开拓一个稳定有序的选拔与储备的制度渠道，又需要极长的时间。
所以虽然武周后期武则天开创了武举，但在她有生之年，还是没能享受到这种选拔制度给时局带来的改善影响。
神龙革命后武周归唐，但无论是中宗上位还是睿宗当国，政治局面都远称不上清明，各种妖魔鬼怪猖獗横行，文武选礼也因此变得混乱有加。
基本的政治局面已经如此，京畿的宿卫体系自然也就成了投机者们的乐园，短短几年时间里，宫闱政变频频发生。唐玄宗李隆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成为时代所选择的那个人。
唐玄宗功成于政变，对政变的防范自然也是极为严格，上位伊始便在骊山讲武，继续肃清并创设军政格局。政治上提拔姚元崇为相，开元前期清明有效的政治由此而始。
但在军事上的改革，则就显得有些章法不足，主要体现在任重北衙万骑与大内宦奴，万骑扩建为龙武军，宦官们则执掌内闲厩并大力扩充宫中鹰犬驼马等机构规模。
对于南衙的军事体系，所进行的改革与发展力度则就不够强。一直到了开元十一年，才将关中与河东等地残留的府兵招募为长从宿卫，创立彍骑，以补充南衙兵力的不足，而府兵制也因此正式宣告终结，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彍骑创立之后，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与训练。上层的不够重视，也造成了彍骑上升空间不足，逐渐的自暴自弃，成为流氓无赖的聚集所在。
而与此相对应的，则就是大唐在各边开拓的武功辉煌，如此便又造成了大量军事人才的外流，从而造成边镇越来越强而中央越来越虚。
这演变的过程，唐玄宗那种矛盾复杂的心理也占了很大的因素。他既热衷武功、崇尚开拓，早年的经历又让他对禁军体系充满了提防与不信任，特别是在其宠臣、北衙重将王毛仲也陷入谋反案后，对禁军将领防禁更加深刻。
三十年间，关中彍骑不知警鼓、不辨旗号，其中就算还有一些府兵精华存留，要么老病换代，要么流失于方镇之中。
以至于安史之乱爆发时，偌大帝国京中竟无兵可用，搜家阔户搞出二十万壮丁，一战负于潼关。也让周边胡虏与诸方镇们意识到，看似巍峨不可触犯的大唐朝廷，原来骨子里竟是这样的虚弱无力。
如今轮到李潼的开元世道来接受历史的考验，正如他对李昭德所言，眼下的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张扬得意，反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是深刻理解大唐盛世而崩给世道带来的戕害、给民族带来的打击，以及给后世所留下的遗憾。
这一次集军演武，除了宣扬国威、震慑四夷之外，对李潼自己也是一大警醒，既让他清楚的认识到他如今所拥有、所掌控的力量有多大，同时也是警告他，如此寰宇之内、难有匹敌的力量，若不能以道御之而任性挥霍，所带来的反噬也必将伤入骨髓，后果远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承受。
因此尽管接下来的几天演武过程中，大军不再毕集于骊山周围，而是在关东平原各处操演，但只要时间允许，李潼都会亲临现场观摩检阅，将一些让人心振奋的人事场景深记在心中，激励自己、也警诫自己。
当然，操演毕竟是操演，较之实际的战争情景要更加的简单与浅薄。而今次这一场演武，除了震慑四夷并磨练将士们的军事经验之外，还要激发出整个军事系统那种昂扬壮阔的精神。
所以在演武的过程中，除了基本的模拟操练项目之外，对于大唐立国以来各种辉煌的会战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与复盘。
当然不可能做到一比一的还原，毕竟从贞观时期开始，大唐军队的足迹远及西域、阔行海东，所面对的各种极端天气与地形的影响，远不是区区关中一地能够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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