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祆庙虽然名为宗教组织，但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统治模式。祆正们掌握着信徒们的教籍，定时举办各种祀神仪式，接受信徒的捐输并效劳，若非没有固定的法令领地，简直与大唐境内诸州县都无甚区别。
萨宝府之类的组织则就类似于折冲府，只不过其组织民众并非兵户，而是西域诸邦国的那些商贾们。
西域与中国的商贸交流，秦汉之际便已经非常频繁。萨宝即就是商团的首领，对了对抗漫长商路上的各种天灾人祸等风险，这些商贾们往往成群抱团的活动，推举队伍中势力与威信崇高者为萨宝，统一管理商团的各种行动。
这样的商团组织进入中土之后也并不解散，甚至随着一些胡商定居下来而在当地直接扎根存在。
前隋时也曾有万国来朝的繁荣辉煌时刻，萨宝商团更是络绎不绝的进入长安，朝廷索性正式承认这一类的组织存在，设立了萨宝府并任命萨宝并其之下的各类官职，作为管制入国诸胡的辅助。
在这方面，大唐也是因循隋制，并没有将这一类组织撤除。西域入唐诸胡并不能直接编入州县民籍，索性便入附各个萨宝府，由萨宝府管理他们在大唐境内的衣食住行等各种行为。
虽然祆庙与萨宝府这一类的胡人组织多少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独立性，但其存在也的确帮助了朝廷管制并约束在唐胡人们的生活。
但是这两类组织终究是游离于正常官府构架之外的外编存在，所以随着其发展也是弊病丛生。
有的祆庙不再满足于仅仅组织宗教活动，甚至在大唐律令之外实施教律以更加严格的管控信徒，滥设私刑、决人生死。
至于萨宝府则就更过分，这种本就因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商团组织随着大唐商贸的发展也变得更加壮大，经营高利柜钱、囤积居奇还算是比较规矩的行为，更有甚者还组织捕奴贩卖、拦路抢劫等各种罪事。
因为商团本身就是有武装卫队存在，萨宝府也保留了果毅都尉之类的武官官职，这些萨宝府官员借着各种公私渠道，比旁人能够得知更详细的胡商行止与商事信息，俨然已经成了类似商霸的存在。
这一次朝廷出手整治乱象，主要就是针对这两类胡人组织。通过前期的信息摸查，掌握了大量详实的罪证，一出手便端掉了上百个非法的组织。
这样的打击力度，当然也是给内外民事治安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祆庙的信徒们本就有几分宗教狂热，容易受到蛊惑煽动，而萨宝府更是有着卫队之类的组织。
但当那些核心的头目被抓走之后，其他追从者们顿时便陷入了群龙无首的乱状中，一时间还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如何。
眼下关内诸州县团练部伍也正因北征事宜而在地方上被征调起来，这时节就算真的有敢于聚众闹事者，那也等同于找死。
更何况，朝廷这一次出手也并非完全取缔祆庙与萨宝府这两个组织，只是要剪除当中劣迹斑斑的坏枝。
那些被捕的多是胡人群体中的中层头目，一些拥有普世号召力兼势位不俗的胡人权贵们反而因为这一场清洗而颇有得益。
五月大朝中，朝廷又有册授礼事。波斯王子泥涅师自西域吐火罗国入朝，受封为波斯归义王、银青光禄大夫、礼部侍郎同正员，同时授职祆庙大祆正、视正四品。
祆教本是波斯国教，波斯灭国之后其王子卑路斯东逃来到大唐长安，奏禀朝廷才在长安设立大祆庙。入唐不久之后卑路斯便客死异乡，之后其子泥涅师便跟随裴行俭西征西突厥叛乱。
泥涅师在西域逗留将近三十年，终究还是没能在气势汹汹的大食人威逼下复国成功，只是困居于吐火罗国。而这一时期的大唐也是内外不稳，西域的霸权都屡屡受到吐蕃人的挑战。
终于随着时间进入开元年间，西域局势重新恢复稳定，大唐的国力也再次变得强盛起来。
但原本意气风发、矢志复国的波斯王子却已经是年近甲子的蹉跎老翁，眼见势力越发的岌岌可危，只能再向安西大都护府求助，再次返回了大唐长安。
恰逢圣人也要整治境内西域诸胡，对这位远道来投的波斯王朝后裔自然也是以礼相待，任命其为祆庙大祆正，正是为了要从源头上整改流传入唐的祆教，试问还有什么人能比波斯王室后裔更够资格担任祆教的宗教领袖？
之所以不在国中全面禁绝祆教，当然也是为了未来与大食国开战而留备一手。大食国之所以凶横一时，不只在于强大的军队，其宗教同化能力同样不容小觑，甚至较之前者还要更加的强大与顽固。
未来大唐是必然要与大食国争夺西域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霸权，所以除了军队武力上的建设之外，祆教这个原本波斯的国教也大有可作利用的空间。
因此这一次不唯是为了整顿国中的胡人宗教问题，也是要对祆教从根本教义上进行改良驯化，使之重新返回故土，再次焕发生命力。
因为有着这样的意图，所以这位波斯归义王才被罕见的授予礼部侍郎这样的南省郎官官职，而非虚领的南衙将军。
除了入朝即得册授的波斯归义王之外，西域昭武诸国邦主也趁了这一股东风，各自加授归义云麾将军，并萨宝都督、视从四品。
从此以后，诸萨宝府不再杂设，仅仅只保留九大萨宝府，凡西域诸胡皆入萨宝府录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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