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徐有功不能专事职中，只是泛论道德。以大义遮蔽小罪，目律令为私器，实在枉为刑吏，窃食禄米，不能矫正人事！”
对于徐有功这个人，李潼本来印象不错，武周一朝酷吏横行，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徐有功还能守住底线，不因刑逞威，可谓一股清流。也正因此，史论评价往往将其摆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的对面，作为一个刚正不阿的法官代表。
但在这件事情上，李潼就有些不能认同徐有功的做法。倒不是其人所言没有道理，而是这番议论已经超出了其人职权范围，大环境再怎么不好，也不是有罪者免于刑罚的理由。
姚元崇闻言后便点头道：“参案之司刑少卿杜景俭也如殿下所论，深查罪因与严惩罪实并不相悖，力主有事则查，有罪则惩。至今所引涉案罪官十几员数，其中不乏远任外州者，畿内罪民几十户，即便主犯身死，也要量刑抄没家资……”
李潼闻言后便点点头，武周天授年间的司刑官员，通常以徐、杜并称，以对应酷吏中的代表人物来俊臣与侯思止。但无论是个人的才器水平，还是所达到的成就，杜景俭都要远超徐有功。
杜景俭在武周一朝两度拜相，其人才器并不只局限于刑事。
徐有功一生则只在刑事之中浮浮沉沉，之所以名气还要大于杜景俭，主要是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在长寿年间的风波中保住了窦氏一家性命。以至于到了开元年间，窦氏长子窦希瑊还上书要将自己的官职转授给徐有功之子以答谢旧恩。
心中略作人物臧否，李潼又问道：“案情既然已经清晰，鉴于此情，兵部夏官可有什么革除旧弊的计略？”
姚元崇闻言后便沉声道：“尚方监之所以长久积罪失职，一者在于国用日短、度支困蹇。二者在于职事繁多，失于调度。有关前者，朝中功士俱参漕济事宜，一旦利好大收，自能转济百司。后者则是国计军事积年有改，这就需要量权分授了。”
朝廷财政逐年恶劣，诸司需用都受困扰，这一点倒不需要多说。只是听到姚元崇所言后一条，李潼不免眼前一亮，暗赞姚元崇不愧有救时宰相之称，对问题的认识很深刻，能够直指核心。
尚方监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乱象，往小了说是在用度不足的情况下，任事官员们搞一些违法操作。往大了说就是随着世道发展，特别是内外军事情况的改变，朝廷在有关制度方面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已经严重滞后于现状。
国初所奉行的府兵制，府户们且耕且战，兼领番上宿卫，相当一部分军器都需要自己筹备，余者也有各地的折冲府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武库军备负担较小，所以还可以归在少府尚方监的兼领之下。
可是随着府兵制逐年崩溃，而北衙军权也原来越重。像是贞观年间还是只有北衙长上左右屯营并飞骑、百骑这些军众，统共不过几千人，到了高宗时期便创建左右羽林军，武周时百骑又扩建为千骑。
中央直属禁军的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军械自然也就激增，相关的管理工作自然也就越来越繁重。所以尚方监这一次出问题，从本质上而言是管理制度的落后，需要将职权进行分割、分配。
历史上，一直到了开元年间，朝廷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由少府拆分出一个新的部门、即就是军器监，专门管理各类武库军备。
如今由于李潼的检举揭发，朝廷中有识之士如姚元崇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李潼点头认可了姚元崇的看法，并且表示支持他将这一份见解整理成奏进行上书。
另一边王方庆听完这番议论后，微微皱眉道：“如今朝中人情惊悸，未必经得住大事频弄。况漕济诸事新上章程，若再兼计军器武库，恐怕将要事繁难当。”
李潼这里还没来得及回答，姚元崇已经先笑道：“左丞多虑了，朝廷养士诸多，所为正是分领职事，岂能群众都沉迷一情一事？既然已经事发，困计陈在眼前，若只因事繁而窃议，则就不免有失臣格。”
哪怕是身在同一派系之中，但因出身、性格的不同，遇事也都未必能够完全达成共识。
“王公请放心，漕事当然是目下所任重点，毕竟关乎国计民生，决不可半途而废。不过尚方监所暴露出的丑弊也是让人触目惊心，一定是要有所改变，否则畿内动荡恐难平静，更怕会有祸引于后。”
李潼也笑着回答道，同时心里也不免叹息一声。
王方庆这个人有资历、有才器，入府以来诸事良多，但也并不是完全的无可挑剔。或许是出身江南、底气不足的缘故，性格上过于谨慎保守，像是此前李潼率领徒众抄了武承嗣的家，其人就直言当面。
当然，李潼年轻气盛，也是需要这样一位谨慎长者经常提醒刹车，但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味保守就好。
眼下各方关注都还在别的事情上，对于尚方监军器失窃就有些忽略。趁着这个时候主动倡议，才能将推动事态发展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虽然盗取军械的计划迫于无奈不得不放弃，但想要达成自己的意图并不只有这一种方式。尚方监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明显军器武库的管控已经不适合再放在尚方监。
李潼让姚元崇上书革变，就是希望争取、起码是将北衙禁军这一部分事权争取到自己手中来。既然库中军械不好再盗取，那么索性把库房掌握在手，随用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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