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黄河就横在当面，既阻拦了外敌，同时对外敌也是一种保护，不能发挥出都畿道大军以逸待劳的优势。
所以在河阳布置足够兵力，以一河之隔的洛阳作为后盾，一俟外敌到来，便以逸待劳的主动出击，或者与孟津、虎牢关成掎角之势的进行防守，攻守之间，主动权尽在掌握。
哪怕李潼这种军事小白，也觉得这样的攻守策略是非常靠谱的，但他还是没有渡河前往河阳驻扎，只是派出了两千肃岳军并一千名千骑精锐渡河入驻河阳，以待敌军。
一则神都洛阳承平年久，尽管在垂拱年间发生两次内部的叛乱，但也都是在黄河以南，所以黄河北岸的河阳如今军事职能还没有凸显出来，城防不修，根本不适合大军驻扎。
二则他如何去了黄河北岸，那么对神都的影响和控制力不免就会削弱，一旦神都城内发生什么变故，不能及时有效的做出应对。
讲到这个理由，就有瞻前顾后、贻误战机的那种味道了。明明大敌当前，结果还要忙于内斗，你不败谁败？
但说到底，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没有利益驱动的战争，就是没有意义，就是不义之战。
事实上，关于究竟要不要如此大张旗鼓的防备薛怀义可能会有的勤王之举，朝廷内也是分成了两股意见。
其中一派认为，薛怀义不过一介弄臣而已，虽有常胜之名，但那军功实在是水的呛人，本身也绝不是什么一呼百应的正面人物，在军中并不具备蛊惑军心的威望。
如今神都城内既然已经拨乱反正，薛怀义虽然掌握一支大军游荡在外，但也只是无根之水，只需要发出一道制令，说不定下一刻其头颅就会被摘下来送到神都，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对手而大张旗鼓，劳民伤财不说，还会让神都人心局势动荡不安。
另一派便是以李潼为首的军方大将们了，他们认为无论薛怀义有没有号召勤王的动机和能力，大军陈设于洛北，总是有备无患。
而且这一次的陈兵备战，也不仅仅只是针对薛怀义这一路大军，同样也是为了震慑其余州县或会以勤王之名、趁乱而起的潜在威胁。面对这样的隐怀，唯刀兵示之，绝不姑息！
李潼坚持这一论调，原因那就复杂得多。借由这次洛北防线的布置，他既可以以军需为名、搬空神都府库，同时还能将都畿周边军力稍作整合。
从大义方面，解决薛怀义这一隐患，是他大军陈设的威压所致，而不是监国皇嗣的制敕之威。
从人心方面，要让河洛生民感受到雍王殿下乃是此境的保护者，正是因为雍王殿下积极防御、身临前线的统军作战，才能却敌于外，保护河洛之地的安全。
特别是这后一点，如果民众们心里有了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未来李潼再率军归洛，无形中便会消弭许多的阻力与抵触。
基本上神都南北两衙都附和李潼这一主张，倒不是说他已经凭着人格魅力将南衙将士也全都折服，而是这些军方将士们需要功事傍身。
兵马未动，大势已定，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有点尴尬，不利于尽快融入改朝换代、拨乱反正的新秩序中。
当秩序产生混乱动荡时，自然谁的拳头大，谁的声音就响亮。尽管前一派以抚为主的主张要更合理，理由也更加充分，毕竟薛怀义实在不是能够让人敬重且严肃对待的对手。
但是他们能够依仗的，唯有几张嘴而已，实在是搞不定以雍王为首的一众思功如渴的两衙战将们，于是也就只能任由都畿道兵力调集到大河两岸。
不过主张是主张，从内心而言，李潼还是比较认同前一派那种解决方案，觉得还是尽量的化干戈为玉帛的好。
薛怀义诚然不足虑，但其所率领那数万大军以及十七路总管却是一个极大的变数。
尽管李潼也不觉得薛怀义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将这些人心尽数整合起来，从而众志成城的南下勤王。但眼下的形势是，大军游荡于外，朝中却已经改朝换代，那些在外的将士们，他们会不会担心接下来朝廷对他们的安置问题？
如果这当中出现几个聪明蛋，能够将诸军总管游说、整合起来，抱团与朝廷进行谈判，这就有乐子了。眼下李潼在神都城内军权方面是一家独大，朝廷也迫切需要再引入另外一股力量，从而形成制衡乃至于压制。
如果代北道大军真有集结起来的趋势，再与朝中大佬们一拍即合，那么被挤在中间的李潼处境就变得尴尬起来。
如今畿内兵力满打满算堪堪四万有余，这还是加上了政变之后都畿道所招募的诸州府兵。可是代北道行军北上之际便已经有了四万多，再加上一部分北方的边军与仆从军，凑个六七万兵力绰绰有余。
当然，神都作为帝国的中枢，是有整个天下进行输血，就算兵力上略有不及，也能持续不断的获得补充。安史之乱闹得那么大，最终不还是被平定了。
可问题是，如果战争真要上升到那种层次，那就不是李潼能够一言决之了。
此前在神都城，李潼之所以出面保下王美畅，一方面自然是看中王美畅的搅屎棍能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避免跟他四叔关系搞得太恶劣。
如果他四叔从他这里感受到过于直接的威胁，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越过他与代北道大军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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