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怡成看来，老人家一句话说的非常好，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责任不同。只有彻底消除了这种传统概念，那么这社会才会进步起来，国家也会越来越强盛。
当然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新的阶级产生，但相比而言，那也是一种进步，这种新的阶级取代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因素，也是不断给社会带来活力的推进剂。
第二件事，关于赋税和贪腐问题。这两者可以说是一点，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还算不错，无论赋税方面还是贪腐都控制的比较好，当然也是因为大明初复不久的原因。
一个王朝或者说一个政府，从一开始总是有些新气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阴暗面就将逐渐暴露出来。可以说，历代王朝都逃不过这些问题，王朝的统治者一直在和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所以才有那么多因为赋税而爆发的战乱，甚至财政崩溃导致的王朝更替，也有不断腐败到反腐再到腐败连续不断的恶化。二者合一，形成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怪圈。
这些问题其实到二十一世纪依旧存在，朱怡成也从来没有奢望能够彻底解决问题。他只是希望能把问题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也是他建立铸币厂和银行以控制金融，减少损耗，然后又以养廉银方式减少贪腐的主要目的。再加上各项监察制度的建立，还有手中锦衣卫的控制，以做到有效的防范。
但这些依旧不够，对于监察的严格还需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其实历代王朝统治者也想到了这点，这也就是民间所谓“告御状”的形势，但这种形势往往只是形势而已，经明朝一朝，也就是朱元璋在位时做到了，但以朱元璋的强势却也未能杜绝这种情况，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要实施这种方式还需要两点，一点是言路的畅通，第二点就是三方的监督。开民智，保证言路畅通，再加上非官方的第三方监督是必要的。虽然这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但能够保证以最大限度把问题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就是朱怡成所需要的。
既然谈到了以上两点，尤其是第二点，那么就不能不说第三件事了，那就是言论。
前面说过，文人嘛，善于用嘴皮子和笔杆子，言论是一个好东西，它既有好的一面，可同时也有令人害怕的一面。适当地控制言论，或者说引导言论，这是统治者必要的手段，也是稳固统治的有力武器。
更重要的是，如今大明还未真正获得天下，这天下最强大的对手清廷依旧拥有比大明更为雄厚的资本。朱怡成心里很清楚，一旦有所失误，那么所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无法挽回的。许多胜负不仅是在战场，更在战场之外。
清廷在神州还有大量的地盘和充裕的人口，清廷依旧以正统自居，神州大地上，许多人依旧还愿意做清廷的奴才。至于那些义军，无论是祝建才或者是川中的王致清，他们所用的手段是用宗教来控制，在所被控制的人中，他们当然视之为“救世主”，沉浸在打造一个极乐世界的幻想之中。
那么在这种时候，言论就极其重要，或者说宣传。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的臣民，同样也告知这神州大地所有的老百姓，争取他们的民心，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为此，朱怡成决定在除六部和总参谋部之外再成立一个部，而这个部就叫宣传部，宣传部顾名思义就是以言论出发，控制和利用宣传的部门，但这个部究竟用谁来负责，关于这点朱怡成手上却没有人，为此他委托廖焕之和邬思道等人看看有谁值得推荐。
第0236章 特殊人才
对于此事，廖焕之和邬思道等人不敢怠慢，宣传部的成立以及作用他们自然一清二楚，当即为朱怡成寻找起合适人选。过了不到半个月，终于有一个适当人选，当朱怡成看过此人资料后决定亲自见一见。
“你就是汪景祺？”
这一日，朱怡成在偏殿接见了汪景祺，汪景祺字无已，钱塘人士，其父曾经当过清廷的户部侍郎，但因获罪早已去职，其兄如今在北京任职，是个六品京官。汪景祺这人少年就在乡里颇有才名，但其性格孤傲，本以为自己文采年少就能得志，却不料科举异常艰难，直至去年，年近四旬的汪景祺还只是一个秀才，多次赴试却连举人都未考中。
大明在南京开科举，本以汪景祺的出身他应该是不会来参加的，毕竟其父在清廷曾经为官，而且其兄如今也在北京当官，但汪景祺这人偏偏不顾家人反对独自跑来南京参加科举，这一考居然就被他连考中了进士，如今在礼部任了个六品主事。
“回皇爷，微臣正是汪景祺。”站在下首的汪景祺见了朱怡成并无半点慌张，依制行了个礼后声音鸿亮地回答道。
“赐座。”
“谢皇爷！”汪景祺在小黄门搬来的圆凳坐下，他一屁股坐的是四平八稳，根本没有那些普通官员的诚惶诚恐，仅凭这一点就让朱怡成暗暗满意。
“汪景祺，听闻其父曾在清廷为侍郎，而其兄如今也在北京为官，按理说清廷对你汪家也算不错，你也算是官宦人家，那你为何偏偏要考朕的进士，来当大明的官呢？”朱怡成开口就问了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令汪景祺比较难堪的，但同样也是必须要问的，因为如果用此人的话，汪景祺对于大明和清廷究竟是什么态度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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