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由于决定不再使用笨重的装有实验室的船只，小分队登上一艘山卡尔森中校指挥的美国驱逐舰“华莱士·L·林德”号。“林德”号的任务是炮轰沿海所能发现的目标。它一直向南行进到大浦里附近海面。天黑了，大海喧闹起来。船长说这时乘橡皮艇登陆太危险。克拉克和萨姆斯商量了一下，除推迟行动等待时机外别无选择。“林德”号起锚计划向元山返航。次日下午5时，大海平静多了，小分队又登上“林德”号向大浦里进发。抵达大浦里后不久，他们换乘“林德”号上的救生艇，一名海军记者带着相机急忙加入进来。在离岸几百码的地方，小分队改乘充气筏。那个记者也想上去，被克拉克阻止。看起来很滑稽：他们三人一组乘充气筏向海岸划去，充气筏由救生艇用一根长绳子连着，船上的雷达一直跟踪，以使把他们很快拉回来。
登上－片黑漆漆的海岸后，迎接他们的是令人恐惧的景象。仅一英里以外的是被雪覆盖着的高大险峻的群山。前面有几辆卡车闪着车灯，顺着岸边的公路向南行驶。突然，美军飞机投下照明弹，飞行员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干危害了一次秘密行动。炸弹爆炸了，几辆卡车被火舌吞没。飞机开始扫射这支车队。克拉克和萨姆斯意识到幸存者将会散开来，这一地区很快将布满巡逻兵，但二人都决定不停地向约定地点进发。他们在岸上的联络员用步话机警告说，他们正接近布雷区，应该再向南运动。这时他们的作战服已被冰冷的浪头打得湿透了。他们没带徽章，但都拿着手枪和手榴弹。萨姆斯还带着一些试管、注射器和装着吗啡的可折叠的皮下注射器。这样做有双重目的。“首先”，萨姆斯回忆道，“通过静脉注射吗啡迅速使病人进入昏迷状态，这样我们可以把病人弄出来抬上船。在他平静状态下，我们可以进行化验诊断；吗啡注射器的另一个目的更玄乎一点，即我们已商定，一旦落在共军手中下场不会好，不如早些结束生命。”
经过大约20分钟的英勇搏击，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迎接他们的联络员是一位讲英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朝鲜特工人员高先生。高带他们通过布雷区并告诉他们这一地区挨炮轰是常事，附近只有一些中国公安部队。“我们过于担心了”，克拉克自嘲地说。在一片较偏僻的海岸附近，他们从一个伪装的洞口进入狭窄的通道，通道一直通向一个大山洞，高躲开了。克拉克和尹动身去找报告上所说的附近村子里的医院。他们试图抢出一个病人并把他带到山洞里来——抢不来活的，死的也行。与此同时，萨姆斯将向两名曾仔细观察过这种可疑瘟疫病人的特工人员询问情况。这位将军慢慢爬下通道，手扣着手枪扳机，因为他知道他可能正在进入他自己的坟墓。
在萨姆斯询问特工人员的同时，克拉克和尹小心地找到了看来已饱经炮轰而没人住的村子。三个中国士兵懒洋洋地倚在上面搭着粗帆布的断壁残墙上。他们背着枪但很松懈，以致克拉克误以为他们是医院里的服务员。他闪身进去，看见两个病号躺在帆布床上。问题是得干掉三个守门的。克拉克悄悄地命令尹去牵制他们。不一会儿出了一阵声响，两名士兵跑去看，克拉克蹑手蹑脚走到第三名士兵背后，一刀刺死了他。第二名卫兵跑向医院，被克拉克用刀刺死，又一个中国兵从树丛里冲出来，被尹割断喉咙。他们把这三具尸体拖进树丛，而后冲进房子里看看里边有什么。克拉克希望发现一名死了的中国病号给萨姆斯带回去，但两个病号都活着。克拉克决定先向萨姆斯报告再杀死他们。也许没这个必要。
克拉克爬回山洞时，萨姆斯已询问完毕并得出了满意的结论：这种病不是瘟疫。萨姆斯简洁地跟克拉克说，这些特工人员已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可疑的病例。脸上、腿上、胳臂上和身上发疹子，除了出血的天花不会是别的病。“没有任何身体感染或横痃性（鼠疫）或败血症之类瘟疫的证据。没有呼吸方面的病症。”萨姆斯总结道，造成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出现了“黑”，使北朝鲜医生误以为是瘟疫。因为朝语中的“瘟疫”意思是“黑死病”（鼠疫）。而且这些医生从未见过一例瘟疫。
过了一会儿，萨姆斯小分队又返回橡皮艇。克拉克猛拉连在救生艇上的绳子，便被马上拖回救生艇。他们一登上驱逐舰，卡尔森上校就让他们每人喝一口“药用”白兰地，克拉克直指他们冰冷湿透的鞋和衣服。萨姆斯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说他们对于瘟疫的恐惧已烟消云散了。不幸的是，公共关系部门把这一事件泄露给了新闻界。也许是克拉克拒绝带上岸的那个海军记者已经完全得知了这个消息。合众社头条新闻：“美军将军冒生命危险深入敌后调查致命的传染病。”这就是中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进行细菌战的证据，结果后来使许多战俘遭受了不幸。克拉克和尹暗暗地庆幸，他们可以逃过注射另外两种防疫针了。
4
3月15日，“撕裂者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11个师——美国6个，韩国5个，在遇到较弱抵抗的情况下横扫半岛。对于某些人来说，进展相当缓慢，只前进了1－2英里，可是李奇微仅要求在前进中肩并肩，各部队之间不留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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