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数年，也为他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静时间，从此，为世人所知的王阳明心学体系渐渐浮出水面。
王阳明的秘密武器：致良知
贵州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对于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来说也是如此，但是这里有一个叫做龙场的地方却是他的福地。
在刘瑾专权时，王阳明当时做一个主事的小官，却为了营救被刘瑾所害的大臣，直笔上书，惹恼刘瑾，在朱厚照面前进谗言。结果王阳明便遭到了明朝皇帝的法宝“廷杖”的侮辱，这是太祖朱元璋时就使用的刑罚，专门针对那些大臣，是臣子们不仅要经受身体的痛楚，还要在精神上受尽折磨。
四十廷杖打在王阳明的屁股上，他年轻气盛，平时擅长骑射，身体很好，结果身体无大碍，却被贬到贵州龙场，一个群山连绵，草木丛生，少数民族混杂居住的地方。他倒是能随遇而安，与当地百姓相处甚是融洽。
但是在这穷乡僻壤，没有书籍可读，这于王阳明来说是一件苦事，书生书生，离开书怎样生活下去，王阳明倒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是每天思索旧日所得的知识。一日，他突然心中一亮，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从而顿悟，即要推究事物原理获得知识，应当自己求之于心，不应当求之于外物，这就是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萌芽。这套哲学体系影响了明朝后来文化以及市民生活观念的走向。
他的观念三字可蔽之：致良知。
他后来多次激动地描述他一口道尽这千古圣学之秘的心情：“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也就是说，自龙场时这“良知”二字已在他心中盘桓了，他当时所悟只是还差一点，就为了这一点，他先是说“心即理”，后又讲“诚意”，讲“克己省察”、“收放心”，讲“知行合一”。基本方向一致，但都不如“致良知”一语中的，既包含了本体又包含了方法，简易精一。王阳明说：“某之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真是三字二十年得，一吟便到白头。
这“致良知”之说一经出世，便影响深远，史学家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思想家黄宗羲也说王阳明学说一出，“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自古能与孔、孟比肩者能有几人？而在后人眼里，王阳明的思想可比肩圣人，这是何道理？其个中缘由要由当时的大环境说起。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前期主要是由宋代的程朱理学所统治，它强调的是“存天理，去人欲”，是“格物致知”，这一时期士尚质行，学无异端。这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每一个人都在礼教的道德规范之内，忠臣、义士、孝子、节妇、贞女构成一系列普遍伦理价值型人格。而王阳明这一“致良知”学说的出现，对朱熹的这一套理学思想恰好是一个叛逆，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其实，未悟道之前的王阳明也是朱熹的后世门徒，据说有一次，他为了亲身实践朱熹“格物致知”的教诲，就把竹子当做研究对象，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用了七天七夜时间，却一无所得。不知这是否使得他对朱熹等创造出的这一套理论产生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王阳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本来没想要冲击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他的目的在于挽救逐渐没落的封建统治，可这一思想一问世，便成了引发思想解放的催化剂。他的哲学，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圣”“贤”与“六经”两大权威。
在他之后，有很多追随者，被称为王氏后学，例如后来的泰州学派、李贽、公安派，以至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茅元仪、孙奇逢等人，他们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行发展，从而使得明末出现了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影响到市民阶层的各个方面。
王阳明的哲学将儒家的思想通俗化，带有世俗人情的味道，从而容易为普通人所接受，这就影响了明末市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影响了后期的文化艺术，出现了以“文化”和“娱乐”为中心议题的市民文化。例如小说《金瓶梅》的出现，肉欲赤裸裸地展露，到《牡丹亭》中具有审美意义的爱情，从欲望的觉醒，到人性的觉醒。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大进步，王阳明功不可没。
梁启超说：“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实为精到评价。
内里歌功颂德 外方战浪滔天
世宗嘉靖皇帝，一辈子都在与程朱理学所谓的儒家正统礼制作斗争，试图创造自己的有“礼”之国。可是，他的有“礼”之国，在当时的社会就好像空想主义一般，根本无法实现，而他的“以礼治国”，必然以失败告终。然而，当嘉靖皇帝梦醒时分，等待他的却是纷纷扰扰的内忧和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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