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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烟尘_邢群麟+于海英【完结】(50)

  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先是派人劝降,史可法坚拒,并写了绝笔书分别与母亲、岳母、妻子诀别,是以身殉国的决心。多铎见劝降不成,便开始攻城。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多铎不惜一切代价,用满清士兵的生命与鲜血染红了扬州城的城墙,而史可法则在守城无望的情况下,引刀自杀,自杀未成,已是鲜血满襟,最终还是被俘了。

  于是,英雄在这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迎来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多铎劝降,以洪承畴为例进行说服,史可法面无畏惧,只求一死以成全自己的殉国忠心,他在临死前,心系扬州几十万百姓,请求保全这些无辜的生命,然后从容就死,时年44岁。

  这一年是1645年,20天后朱由崧在南京被俘,南京陷落。

  英雄的力量鼓舞了扬州军民,他们奋起抵抗,双方损失惨重。多铎面对这一抵抗的局面,在占领扬州后,竟然下令屠城十日,在屠杀了全城数十万人之后,才“封刀”,史称“扬州十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扬州城几十万平民的生命,化作累累白骨,再加上后来的“嘉定三屠”,大清王朝的开国已经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而史可法的尸体已经难以寻觅,他和自己誓死守卫的扬州城以及百姓们融在了一起,只有英雄的衣冠葬在梅花岭,给后人一个凭吊英雄的去处。

  中国自古不缺少这种舍生取义的人,不缺少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与硬汉,他们正如鲁迅所说,就是中国的脊梁,只要有他们在,天地间就会充满正气,即使国家危急,而民族的精神不会因此灭亡。

  就在史可法引头就戮之后的19年后,已经改用清朝的方式来纪年,那是康熙三年(1664)。在杭州的刑场上,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的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其中为首的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诗成之后,刀起头落,无限悲壮。他是南明大臣、诗人张煌言,他这种“螳臂当车”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可以薪火相传、永远不朽的秘密武器。他带血的头颅,为明朝的历史涂抹上了最后的浓重一笔。他的这种精神恰好与史可法前后呼应,成为后人读史时不该错过也不能错过的一页。

  谢国桢说:“我们要明白的是明末清初的几个书呆子、受压迫的民众,他们不怕清兵的铁蹄,就是粉身碎骨,他们都在所不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地方。中华虽然屡经外族的侵略而能长久存在的精神在此。以往的先烈们看来是失败了,但他们的成功也就在于此。”

  史可法如此,张煌言如此,中国历史上许多在国家危难之日坚持民族气节的人都如此!

  英雄誓死赴国难,精神长存!

  一个王朝的背影

  清人孔尚任有一传世佳作——戏剧《桃花扇》,其中李香君碧血丹心,血溅桃花扇,而这位烈女子终究没能用生命让她的心上人警醒,才子侯方域最终没能超然物外,投降了满清。确实在朝廷变更的年代,投降与抵抗对那时的朝臣来说都是敏感问题,都会上升到评判人格的高度。而明清之间的变更,则引起后人们更多的关注、议论与评判。

  而当时非常有名的几个人都与一个自古风流的地方有关,那就是秦淮河,那就是秦淮名妓,李香君、陈圆圆、董小宛、柳如是,一个个在后人眼里风华绝代的名字,一个个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字,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与她们纠缠在一起的人更是成为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侯方域、吴三桂、冒辟疆、钱谦益。

  李香君贞烈,陪在侯方域左右,侯方域降清;柳如是虽曾想投水自沉,以换取丹心一片,但最终还是屈就了她的夫君钱谦益,那个著名的文人,那个最终投降了清人,作为叛逆者为世人所不齿,也为清朝的乾隆皇帝所封杀的文人,他的著作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在上海付印。看来,人格魅力与精神操守永远都是一个人最本质,也是最能区别于他人的东西。

  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抑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都说红颜祸水,活在崇祯帝、李自成、吴三桂三个男人之间的一个柔弱女人,确实不能挑动江山,但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按照世人的说法,似乎是陈圆圆左右了当时的时局。就如丁帆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说:“陈圆圆如果像李香君一样,在人格上保持独立,在进入政治角色时有着自身的主体意识,也就是如今许多女权主义者一再强调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么,历史的巨轮也许不会碾过大清帝国,而向另一个方向前进。”

  生逢乱世,谁都面临着抉择,特别是这些站在历史风口浪尖的名人,他们的选择会定格他们的一生,并牵动国家的命运。同时,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不可能为了国家、民族的气节而全部慷慨赴义,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就再也承受不起他的儿女们更多的鲜血,这也是一种罪过,那么有没有更好的路供人选择?

  这就是董小宛的选择,“但人生身当此境,奇惨异险,动静备历,苟非金石,鲜不消亡。异日幸生还,当与君敝屣万有,逍遥物外,甚毋忘此际此语。”正是这种“无为”的态度,不致使董小宛与陈圆圆等同,也挽救了冒辟疆的名节,使他不至于像钱谦益那样因变节而落得个千古骂名。因此,在此时“独善其身”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背叛也得不到当朝统治者的信赖与好感,一部《贰臣传》还是收录了如封疆大吏洪承畴之流,被永远地钉上了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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