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政治既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必要手段，也是必需的步骤。从武则天不出宫门、不用金戈便顺利建立自己的大周王朝这一结果来看，这种政治手段无疑是成功的。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武周政权基本上巩固了，武则天的酷吏政策也适可而止了。酷吏们就像是武则天手中的敲门砖，立号建制的大门一开，敲门砖的使命即宣告基本结束。结果周革唐命的第二年她就杀了索元礼和周兴，此后对渐有尾大不掉之势的来俊臣也加意控制，并一度贬黜。由此也就意味着她的酷吏政策的收敛。
此时，武则天的首要任务就是治国安邦，大展宏图，实现她的伟大抱负和人生理想了。酷吏是柄双刃剑，在为保护政权诛杀异己的同时，也杀掉了人才。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广揽天下英才才是重中之重。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武则天充分利用了前朝的贤才以及来自各方的力量，精心打磨“武周”这块社稷之石。她先看看自己身边的人，掂量着到底谁是可塑之才。曾经甘为自己赤膊上阵的侄儿们，一个个都在做着太子梦，国家靠他们怎能强盛得起来？一次武承嗣在武则天面前谗毁李昭德时，她作了这样的回答：“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从此，武则天对武氏家族的倚重就不那么一味孤行了。
于是乎，武则天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她认为“九域之至广，岂一人之独化？必伫才能，共成羽冀”。她要求内外各级文武官员，都“各举所知”，凡能“定边疆”、“经邦国”的人才，“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她还下诏，“内外九品官及百姓”都可“自举”。凡被推荐和自荐的人，一律允许试做其官，称为试官。武则天这样做，自然为庶族地主广开仕途，有利于打破关陇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同时，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特别是增加进士科，为庶族地主进入政权开了捷径。唐太宗执政的23年中，共取进士205人，而高宗和她执政的55年中，所取进士达1000余人，平均每年所取人数，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
要说武则天还真有容人之量，她不计门第，不避仇怨，不分性别，经常破格使用人才。
她手下的女官上官婉儿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儿，但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的智慧与文采，硬是将她留在身边，加以重用。凡是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给上官婉儿办理。还有，初唐诗人骆宾王在徐敬业叛乱的时候，曾写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讨武氏檄》。此文笔锋犀利、句句切中要害。当武则天看到“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句时，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深为这样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手下而惋惜。在此期间，武则天提拔了许多栋梁之才。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武则天少年时代曾在太宗身边度过，耳濡目染过太宗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她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于是在登基后也效法太宗，让群臣各抒己见，使群臣能畅所欲言，以集思广益。她还在皇宫前面设立了东西南北四个箱子，分别接纳老百姓不同的意见，从而了解百姓的想法，以求更好地施政。
太宗皇帝爱才尊才，在凌烟阁悬挂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武则天将这一传统很好地继成了下来。武则天很尊重狄仁杰，称呼他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杰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不让他下拜，说：“看见你下拜，我的腰也感到痛。”长寿元年，狄仁杰、任知古等人被酷吏陷害坐牢，狄仁杰受刑难忍，被迫承认了自己谋反，但事后他将自己的冤状写在一块布上，放在棉袄中，借天气转热请狱官转交家人。狄仁杰的儿子把它给武则天看，武则天不相信狄仁杰造反，就派人前去调查，但来人不敢实话实说，于是草草了事。后来，来俊臣又假造了一张狄仁杰的“请死表”，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还是不信，亲自召见了狄仁杰，狄仁杰终于有机会说出屈打成招的事。武则天又问“请死表”的事，狄仁杰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就将他放了。后来狄仁杰死的时候，武则天感叹道“朝堂空了”。每当朝廷遇到重大事件而争论不决的时候，武则天便慨叹“国老”何以这么早就撒手而去了。
纵观武则天执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综合她用人政策的各个侧面，我们可以发现她的用人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大致以周革唐命为界，此前，她主要是任用佞臣、酷吏和裙带，此后，她虽然未能（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前期的流弊，但从主流上看，后期的武则天基本上是任人唯贤、尊才重能的。
难怪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武则天：“武则天不仅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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