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市”在隋代时被称为“都会市”,唐朝时改为东市。位于长安城东,东西南北各长六百步(约1000米)。四面各开二门,中有“井”字形四条大街,把该市划分成九个方形区域。据北宋初宋敏求作的《长安志》记载,东市经营的商品门类有220行,“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武宗时,一天东市失火,烧毁曹门以西12行4000多家。由此推算,一行有300多家,东市的220行,店铺总数估计应超万家,可想当时东市的繁荣景象。
“西市”在隋代被称为“利人市”,唐代改为西市。位于长安城西,四面各开二门,市内有四条大街,把该市分成九个方形区域。街宽各百步,两侧有衣肆、药材肆、坟典肆、鞧辔行、绢行、秤行、麸行、帛行、寄附铺,经营各种商品交易的商贾近千家。大街四周又设有很多旅舍、旗亭酒肆及饮食摊点。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经商的西域及中亚、西亚等地的“胡人”也多聚集该市,经营金银珠宝,并购买有中国特点的丝绸、瓷器等运回国去转卖。盛唐以后,西市的繁荣超过了东市,被人称为“金市”。
费正清先生指出:“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唐代长安城在规划和建设方面的经验对其后中国国都及国外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宋代开封城和元、明、清北京城就沿袭了长安城的特点。日本的京都城和奈良城的建设也吸收了唐长安城的经验。
根据考古学家发掘和史籍记载,长安工商业的发展超过隋代。这首先表现在人口的数量上,当时的长安拥有近200万人口,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因此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都汇集在长安,兴贩贸易,推动长安东、西两市的商业走向兴旺繁茂。
当你走在唐朝的京城看到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你一定会为唐人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惊叹不已。
一般而言,在比较综合国力的各项内容时,经济指数应该是第一位的。唐朝与前朝相比较,其经济上的进步乃至飞跃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还有手工业和商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商业都市。
织纴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定州、益州、扬州都以织造特种花纹的绫锦闻名。我们从唐人的服饰上便可窥见一斑了。唐代女性时尚的主要潮流是:服装样式由遮蔽而趋暴露,花纹由简单趋于复杂,风格由简朴趋于奢华,体型由清秀而趋丰腴。服装的面料也是相当讲究:绸裙、罗裙、纱裙、金缕裙、银泥裙等等,让你眼花缭乱。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的裙子用了各种奇禽的毛织成,正看为一色,侧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且裙上呈现出百鸟的形态,可谓旷世罕见的奇美奢绝。此后官员、百姓纷纷仿效,“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遗”——导致了一场野生珍禽异兽的浩劫。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要受到批判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唐朝织纴技艺的高超。
唐朝的制瓷技术享誉世界。邢州白瓷像银木丽雪,越州青瓷木丽玉木丽冰。还有最著名的“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无色釉,再用黄、绿、青三色加以装饰,多姿多彩、花团锦簇,可视为盛唐气象的一大写照。
东汉蔡伦的造纸术在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新型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让纸的价格迅速下降,也让包括书籍在内的各种纸制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普及。
这些只是许多手工业的一小部分,唐朝的手工业确实超过了以前各代。在手工业增长的同时,农业却没有显著的提高。范文澜分析道:“手工业的进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务的增加是联系着的。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王朝,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统治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因此,从唐朝中期开始,农民破产流亡,农业一直在下降,手工业却一直在上升,与手工业联系紧密的商业也在上升。
从“飞钱”到“扬一益二”的商业繁荣
盖飞钱之行,大都由巨商为之(特别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制度,且为政府所嫌恶,观《旧唐书·食货志》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可知。
——李剑农
在唐代兴旺的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种新事物——“飞钱”。
严格说来,“飞钱”只是唐人俗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在官府文案中,这种现象叫“便换”。
关于飞钱的产生,李剑农先生认为:“盖飞钱之行,大都由巨商为之(特别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制度,且为政府所嫌恶,观《旧唐书·食货志》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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