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干起活来总想打瞌睡。没奈何，我就想了个法子，在放牛的时 候，用一根长绳子把牛拴在我腰上，牛可以走得远点儿去吃草，我 就可以借机会偷着打个盹儿。但不久就被父亲发现了，更是吃了一 顿好打。 这使我想起苏联十月革命前夕，工人中流传的一首歌，歌词中 有几句说： 生活像流着的泥河， 无处泄恨无奈何， 常见父亲打他儿子， 丈夫敲他们老婆。 我的家庭生活就也是这种样子。 这歌最后号召工人联合起来，破坏这个旧世界。就是说：只有 革命，才有出路。 当然，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这个歌也是后来参加革命 才听到的。但这歌却唱出了穷苦劳动人民当时的状况。 我从五岁到九岁，天天劳动又几乎天天挨打。到九岁开始上私 塾读书，又挨先生的打。刚一开始读书，很不习惯，有时一天甚至挨 先生三次打：背书背不出来打头，写错了字打手心，认错了字打屁 股。后来我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才不大挨打了。 我自出生一直到十九岁，没有尝过冬季穿棉衣是什么滋味。那 时全家只有父亲和母亲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棉衣 穿。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就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 气。直到我二十岁那年，考取了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要 出远门去读书了，家里才设法凑了点钱给我做了一件棉衣，这是我 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件棉衣。 这就是我的童年、少年的生活，对我后来性格的养成影响很 大，它使我经受了磨练，不怕吃苦，也受得住委屈。在我六十余年的
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甚至蒙受极大的委屈，我都挺受 住了。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自小经受了痛苦的磨练，但至少可以 说与此不无关系。
2 上学 我们这个村子里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全都姓黄。族大人多， 而我父亲这一支是弱房，经常受人欺凌。父亲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 培养一个孩子读书，学点文化，不求飞黄腾达，只图将来写个状子、 祭文之类的东西不用求人。于是，议定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 学费（当时称作“束修”），供一个孩子上私塾。不知怎么把我选中， 作为培养对象。于是，从九岁起我就入私塾读书，间或参加一些农 田劳动。 入私塾的第一年，先生教我读《三字经》、《论语》、《大学》、《中 庸》、《孟子》等。我似乎还不笨，记性也好，又肯用功，第一年就读到 了《孟子》的“离娄章”，受到先生的夸奖，这就使父亲、伯、叔们决心 让我继续读下去。一读就是五年。除“四书”读完之外，还读了《幼 学》、《鉴略》、《诗经》、《书经》、《左传》等。但这位先生只管教认字， 而不能讲解字义。所学的这些书，尽管可以背诵如流，却不能理解 其中含意，纯粹是死记硬背。对这种读书方法，我越来越不满意，就 向家里提出换先生的要求。但先生是几房公请的，强房的人不答应 换，我们这弱房的人就没有办法。那位先生也很恃强，不准我到别 处就读。扬言如果我到别处就读，仍要照旧给他交一份“束修”。一
见这种状况，父亲就害怕了，认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只得让我停 了学在家参加农田劳动。我停学约有一年光景，成天在田间劳动， 顶得半个劳力。除掌犁、撒种还不行外，其它的农活全能干了。割 草一天能割二三百斤，还能从十五公里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来。 我十五岁时，那些长辈们觉得我的学业半途而废太可惜，又让 我到一个邓先生处读书。这个先生学识挺高，但非常懒，毫无责任 心，只是敷衍了事。我在这里马马虎虎凑和了两年，通过堂伯父家 的关系又换到一个史先生处读书。我哥哥送我去时，嘱咐史先生对 我要严格，要多教给功课。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对 学生要求严格，责任心很强。他给我讲解古文，教读《了凡纲鉴》之 类的经史书，教我写大字、作文章。我在史先生处认认真真地读了 两年书，很有些收获。我的史学知识主要靠这两年打了一点基础。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我的家乡地处湘南 偏僻的丘陵地区，风气闭塞，很不开通。那时已经是民国十年，而我 家乡的人们对于君主、民主、总统、皇帝还分不清楚。我小时候，受 母亲的影响，还肯安于现状。但这时我已经对家乡人们的生活状况 发生疑问了。我常常问自己：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似这样一年到 头受苦受累，勉强维持个半饥不饱的生活，岂不是活着就是受罪， 受罪是为了求活？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读了一些书之 后，开始相信孔孟之道。古人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陶渊明和文天 祥。我爱读《归去来辞》和《正气歌》，总想学习他们，对个人名利看 得很淡泊，觉得为人必须做个忠诚正直之士。 到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整整读了八年书了。虽然学会了咬文 嚼字地写文章，但以后怎么办？我却茫然无所知。在我们这个百多 户人家的村子里，当时只有两名中学毕业生。一名叫黄锡珍，中学 毕业后在县里劝学所当所员（相当于后来的县教育局的职员）；一 名叫黄廷珍，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当算术教员。这一年的春
节，黄锡珍从县城回家过年，他动员我去县城读书。进县城上学，这 在我们那家族里看来，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家庭讨论，族房 会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母亲不赞成，一是怕我远离家门放心 不下，二是考虑到家庭无力负担我读书的学费。我父亲对我进城上 学的事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只有我哥哥坚决赞成我去，堂伯、叔父 等也多数赞成。他们认为已经花了许多谷子供我读了这多年书，如 果就此作罢，我仍旧务农，岂不是亏了么？于是大家议妥：每年由嫡 堂公房继续凑六七担谷子，供我进县城读书。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 行李，族里各家纷纷来帮忙。黄廷珍把他一个旧书箱子借给我，并 送给我一套他穿旧了的学生制服和一件布夹袄、一件长衫，其他人 又凑了几担谷子和其它用品。1920年春节过后，我哥哥挑着书箱 和行李，一直把我送到永兴县城。 由于我的学业基础只有古文的经史知识，所以只能考县立高 等小学。十八岁还读小学，这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稀奇，但在那个 时代并不奇怪。在当时的同班同学当中，有不少人比我的年龄还大 得多。县立高小规定三年毕业，我只读了一年半。从学业上来讲， 除了新学得一些简单的数学基础知识外，其他收获可说是寥寥无 几。我入学的头一年，每学期都是考第一名，可以获得几块钱的奖 学金。又由黄锡珍在劝学所里帮我找点课余抄写的差事，一年能收 入几块钱。就这样凑凑和和读了三个学期的高小。 课余做些抄写的事情，不仅给我补贴了一部分费用，同时也给 了我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使我增加了不少在课堂上学不到 的社会知识。如帮助华洋筹赈会编造灾民册，为赵恒惕的省宪选举 编造选民册等，使我懂得这统统是些骗人的把戏。名册上的名字多 是伪造的，达官要人们以此来骗钱、骗地位，还要冠冕堂皇地标榜 是兴办慈善事业、实行民主政治等等。这些都增加了我的愤意和不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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