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先进的；可是我们的干部都不懂得搞设计这一套，现在实行 新法，就得请专家重做设计，湘潭纱厂的建设就推迟了，直到我调 走时，仍未建成。此外，我们还自力筹办了资兴煤矿，并为这个矿修 建了运输铁路，投资一百余万。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小的一笔钱。修 建成功后，上交国家统管了。 这些厂矿，现在看来规模极小，技术也很落后。但在当年，我们 精打细算，辛苦经营，却颇不容易。当时要办的事很多，处处需要 钱，建这点工矿企业，国家不投资，都是我们自力更生办的。所以不 免有点沾沾自喜，敝帚自珍。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扶持原有的某些 工厂，使之扭亏为盈，则做得不够。从经济上说，扶植旧厂更节省资 金，扭亏为盈则必须改进经营、管理，取得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忽视 扶植旧厂，更没有注意扶助那些有利于人民生计的私营工商业；还 不大懂得商业、贸易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就说明我们在经济工 作上还缺乏知识；我们要建设好国家，就必需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 东西。 各级干部都存在一个学习的问题。在基层工作，尤其是农村工 作中，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他们的工作作风，极为重要。党执政后，极 易产生官僚主义，机构多、文件多、会议多，基层干部无法完成任 务，就常常对上级敷衍应付，对群众强迫命令。有的甚至很严重、很 恶劣。基层干部的作风直接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不好， 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因此，省委决定：建立定期整风制度，实行轮训干部。要求省、 地、县各级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组织要精干，减少文牍和会议，多 作调查研究，对基层多检查，多进行具体领导帮助。对违反政策、作 风恶劣者要处分，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要清除。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普遍提高干部和人民的素质。通过 培训、普及教育和普遍养成良好的习惯、作风；使广大干部和人民
群众都能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科学知识、有道德、有纪律、热爱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公民。但这是长期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培养一代新人、一代新风的工作，有待我党的长期努力。 我在湖南工作约三年，那里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 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23.33亿元 （按现行币值计算），1951年即达27.73亿元，一年就增加了约 18％。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1.09万吨，1951年 增加到2.93万吨，增加了168.8％。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 搞活了城市。城市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生产。事实证明，抓好 农业、工业生产，再抓紧恢复商业，使城乡贸易畅通，就百业俱兴 了。 我一向不赞成中央“统”得太死。我在湖南时，因还有条件允许 我们自行筹办一些小型工业，所以特别有劲头。 当中央调我回京到军队工作时，我还有点恋恋地舍不得离去。
17 在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工作 1952年春夏之间，我奉中央调令，交代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仍 回军队任职。这年8、9月间，我到北京报到。于10月奉令担任第 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我先到总后工作。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 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 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原来的总后负 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 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那时邓华、洪学智的 兵团是首先入朝的主力。他们二人都是彭德怀志愿军司令部的副 司令员，洪学智还负担了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总责。洪学智是一个头 脑清楚、精力充沛、能干实事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激烈时期，战勤工 作非常艰苦。他和杨立三同志以及前后方千千万万的后勤人员，为 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特别是那些司机同志，在没有空防的 条件下，不惧敌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坚持运输， 保证前方供应，真是不容易。 我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我们仍不敢对之有所松懈。 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我看到工作那
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情况。 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 走；搞成被动应付局面，就办不好事情。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 难，也得把局面打开。当时我们已有条件把主要力量放在建设总后 的工作上，我们就应尽早做出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对各方面来的 问题分出主次、轻重、缓急；对难办的事要找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我们很快就召开了后勤党委扩大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 明确了后勤工作的方针、任务，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作出了工 作部署安排等等。我们将会议决定写成报告，送军委和毛主席审 阅。此件后经中央批转全军。 关于总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特别强调：对国 家负责和对军队负责的一致性；强调全局观点，强调局部利益要服 从全局利益。我说：过去我们是军事财政，一切为了保证战争的胜 利。现在我们已由军事第一让位给国家第一。毛主席提出：目前全 部的国家行政费用，包括军费，不得超过国家总支出的30％。我们 要坚决执行这个指示，决不向国家多要钱。 国家是大全局，军队还有军队的全局，后勤本身也有自己的全 局；小局要服从大局，一切从全局出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是个政治立场、观点问题，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要在这 个方针的指导下，决定经费的分配，处理好各部门工作的关系，把 这个方针落在实处。 在经费的使用上，我们强调反浪费。提倡少化钱，多办事。 我军正在统一建军的开始，各军、兵种的建设，军事院校、训练 基地的建设，边防、海防和空军基地的建设，军队的新式装备和营 房的建设，还要修医院、仓库等等设施。处处要建设，处处要用钱。 经费有限而需求甚多，就必需善于安排，学会动脑筋、想办法，克服 困难，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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