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曾氏识时务，中央给面子。曾国藩还是选择被封了个侯爵完事，而不是学习平西王吴三桂反水。
第4节：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四）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时的政府军队，臃懒、涣散，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从体制上来了个创新，堪称大手笔。他把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从兵源上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又壮实又憨厚的山野农民，不收小混混，也不要系统内的子弟，更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一手，很是凝聚了队伍的向心力，增强了战斗力。
其次，搞物质刺激，给大家发钱，涨工资。湘军的每月薪水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大家的积极性马上就上来了。看来，老曾不仅是口头教育，也很懂用金钱说话。
《曾文正公书札》再次，注意抓军队的教育工作。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清军在百姓中口碑很坏，大家都不支持。为了得到民心所向的优势，他搞起了队伍的作风建设。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曾国藩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自己独到的带兵艺术。在他看来，军队不仅要能拼命，更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自觉性，这也是他选兵要选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人的原因所在。
从政治策略上来看，在与太平军的争斗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舆论的高地。
首先，他妖魔化对手，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很善于搞宣传教育工作，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实，他也算搞了一辈子“教育”和“宣传”工作。
第5节：官场生存原理
（五）“黑”“伪”“滑”的官场生存原理
曾公出生入死戎马半生，终成沧海枭雄。一个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不可不说是个异数。
最牛的是，他得以善终。不似韩信、年羹尧、隆科多等“飞鸟尽，良弓藏”。
前面说了，曾公虽然念书刻苦，但仅仅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要勤奋学习就能成材，那天底下都是人才了。曾公赢在情商。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有人要说了，情商难道也是可以学的？那么，天底下的励志类图书的作者个个都应该先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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