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三十五年（1946）戴先生撞机殉职，军统方面即不再与吴幼权保持密切联系。虽然郑介民先生、毛人凤先生都和吴幼权偶有接触，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时的那种亲密景况了。
在吴幼权个人来说，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三十七年（1948），吴幼权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铃之女），于搭机飞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殒命。她所携带的许多贵重珠宝都烧焦了，若干存折单据、有价证券也焚毁了，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关于钱财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吴幼权本人则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再谋补救可就难了。据吴幼权说，事后追查回来的存款，为数也非常有限。从此家道中落，乃至一蹶不振。
吴幼权潦倒香港多时，至1957年，罹肝癌去世，享年仅四十多岁。临危之际，受尽折磨，穷得连每月一百块港币的互助会钱，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于地下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吴幼权对“军统局”的确是有过不少帮助，只可惜没有记在“军统局”的账上罢了。现在，由我作证，向他致敬。
当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动，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吴幼权的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过，循着吴幼权这条路线，也的确接触到许多位东北籍的耆彦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等。另外还有现职或退职的少壮军官如王以哲、苑崇谷、冯庸等。
这些人到后来有的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有的只不过仅止于初步晤谈或建立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而已。记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联络的，有黎天才和关吉玉二人。这里所谓的“联络”，是替他们转递信件，约定一个会见的时间，至于他们具体进行的是些什么事，我并不知情。
经过一段时期，我才渐渐体会到，戴先生的作为，并不限于情报活动，尚且含有较高形式的政治运用。在那一时期，类如安抚东北军在职将领，笼络东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归属于政治运用的范围之内。这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不具备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无法做到好处。
写到这里，又引出以后的一桩掌故。也可以说是前面政治运用的后果。接着就便在此一提。
二十三年（1934），张学良先生自欧洲考察回国，任职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驻节汉口时，也许是在欧洲受了某种政治风气的感染，思想上好像起了点变化，所以他建议兼总司令蒋委员长，将其前此在东北、北平原已存在的秘密政治组织--“护东学会”予以解散，并请蒋总司令指派干部与其解散后原系“护东学会”的干部，再另行合并共组一个新的政治团体。
张学良先生的意思，是要组成一个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蒋委员长只应允指派干部组成一个维护中国传统--明礼、尚义、崇廉、知耻的团体，并定名为“四维学会”。这样，显然的就把原来的“法西斯”意味以及可见的独裁倾向矫正过来了。
被指定参加“四维学会”的，在中央方面，全部都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干部，其中有刘健群、邓文仪、戴笠、郑介民、干国勋、丁炳权、赵龙文、邱开基、韩文焕等。除刘健群一人外，全是军校同学。在东北方面，军政干部皆有，其中有王卓然、黎天才、关吉玉、阎宝航、高崇民、王一哲、何柱国、刘多荃等。至于是否已将“力行社”的组织对“四维学会”公开了，则不得而知，据判断，很可能是保守秘密的。
戴先生在“四维学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也可以说“四维学会”之组成，是他政治运用上的一项成果。
“四维学会”会址，设于汉口，戴先生另有许多任务，无法兼顾，所以又指定特务处的汉口负责人邱开基经常参与其事。
前文提到过的黎天才、关吉玉等，原与戴雨农先生有旧，而且在情报工作上又有过交往，所以戴先生与黎天才、关吉玉的关系也相当微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也许更倾向于戴雨农。
因为“四维学会”是个“合成性”的政治组织，无论是在信仰上及思想上，都缺乏“一心一德”的精神，所以在组成后的不久就停止活动了。或者说，因“四维学会”中原属于张学良干部中的少数分子，太不老实，且有怂恿张学良这样那样的企图，故而被解散了。不知是耶非耶。至于“四维学会”的解体和而后的“西安事变”是否有所关联，那就很难说了，此处亦不拟妄加推断。
再说戴先生留（北）平期间，接触面很广阔，前后也罗致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不一定都参加了本位的情报工作，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此后的十多年，戴先生领导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与他知人善用这一特长大有关系。
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也不休息，很喜欢约集王天木、吴幼权、毛万里、王云孙（“北平站”书记，人称北平万事通）和我几个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有时候也在北海的五龙亭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坐下来喝壶茶，偶尔也去吃个各具独特风味的小馆子。这可不是消闲，在他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从细枝末节中才能看得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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