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班子要客人花钱，名堂奇多，今天“开市”，明天“宣卷”，捧场就得破钞，一旦开了口，焉能不点头？否则以后就没面子再进这个门。北方班子有分寸，不到火候绝不开口，除非遇上冤大头。他们也会假门假市地替你出主意，怎么办才能省钱。结果钱是花了，可是弄得你心里好舒服。
这只是北平花事入门，无妨当作故都掌故看。
有一天晚上，王大哥又领我和白世维兄，三个人一起去逛韩家潭。韩家潭是条小巷子，北平“八大胡同”之一。这一带差不多都是苏州的清吟小班。所谓“清吟”也者，就是卖唱不卖身的意思，自高身价罢了。韩家潭有一家“莳花馆”，王大哥认得个熟人，花名含春。此姝年过标梅，风韵正佳，谈吐气质都不错，可是总免不了有点矜持之态。这不一定就是缺点，有的人却认为这就是端庄。风闻，张宗昌曾有意接她出去，她是执意不肯，领家的妈惑于金钱，劝她应允，她也宁死不从。
王大哥怂恿我也叫了一个，这个人的名字起得好怪，几十年下来，我还记得她叫“飞龙”。胖嘟嘟的长得没有什么模样，不过，一口吴侬软语，尤其是苏州人说北平话，糯糯的、甜甜的很受听。我们又促世维兄随缘随份也叫一个，他一个都看不上，推辞着换一家再说。
我们坐在含春的客厅里聊天，王大哥谈起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结识戴雨农先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的经过。飞龙却三番两次地请我们到她屋里坐，我们以为随便在谁屋里不都是一样，其实不然，原来第一次的生客不到本人屋里，就不算正式上盘子，也就不好要钱，这又是他们的规矩了。
我们几个人正嬉笑得云山雾罩之际，像似王大哥的司机在外面问伙计找人，王大哥一看，果然是老萧，招手叫他近前来，老萧回说郑介民先生到处找我们，已经找了好半天了，还是郑先生的司机在胡同口，看见王大哥的车子，问过他之后，才知道我们全在这儿。现在，郑先生正在胡同口外车子上等我们。
王大哥和我也来不及掏钱开盘子，请世维兄留下来等一会儿，连忙拿起帽子往外赶，我们刚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看见郑先生一个人，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我们见到郑先生，都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郑先生却让王大哥陪着他往回走，于是我们仍旧回到了含春的客厅。
世维兄站起来，原想站起来礼貌一番，又踌躇下来了，我猜，大概是鞠躬不是，握手也不是。还是郑先生先开口，让大家坐下来好说话。
含春、飞龙和娘姨、小大姐们都上来招呼，郑先生问：“天木兄，这里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王大哥转问含春，含春点头，引导着往里面让。
这是一间小套间，布置得相当雅致，是专供客人们捧场打牌用的。我们恰好四个人，他们也许会错意了，正待拉架势开局，王大哥一看情形不对，随即悄悄地和含春嘀咕了两句，含春倒也大方，斟好了茶，又端上两碟水果，带上房门，他们就都退出去了。
世维兄又小心地前后看了看。
郑先生收敛了笑容，放低了声音，持重地传达了他的指示。他说：
“下午五点多钟，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召我前去，当面交付一项任务，其重要性，关系到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危，我代表我们的组织，承担下来了。这是一件行动工作，制裁的对象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限期是从今日起计一个星期，也就是七天。提示给我们的线索，是张敬尧现已潜入北平东交民巷，正从事叛乱活动。再进一步的细节，需要我们自己侦察。”
稍微停顿了一下，郑介民先生又殷切地鼓励我们说：“这是一个为国家除祸害、为团体争光荣的大好机会，成功了可以稳定华北的局势，想见其作用之大，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以赴。这一件工作，我决定交由天津、北平两单位集中力量合作执行，其任务分配，请天木、恭澍二兄自行斟酌，本人立即将此事电告戴先生报备。明天上午十时整，我们在府右街集合会报，有关事项，届时再详加讨论。”
郑先生的话宣示完毕，看时间还不到午夜。他表示要先回去发电报，希望我们立刻交换意见，着手进行。
这是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事前毫无心理准备的行动任务，乍听之下，顿时茫然若失，大有手足无措之感。因为这个时期，我们的工作组织还在初创阶段，一切都在摸索，试着起步。而且平津单位成立不久，规模尚小，时正全力从事于情报路线的部署与开拓，对于行动制裁，不但没有人手，应有的器材设备亦付阙如，更重要的是根本缺乏行动工作的经验。现在一声令下，事出仓促。不觉千头万绪，纷至沓来，真像打鸭子上架的一般。可是功令所在，义无反顾，只能竭尽所能，勇往直前了。
我们送走了郑先生，大家沉默了一会，那些班子里的人又都进来了。王大哥很有意把含春带出去，咬了半天耳朵，含春似乎是不肯，一时弄得僵住了。飞龙依然请我们到她屋里去，我们也就趁机会站起来，转换一下环境，免得大家难堪。
王大哥临出来的时候，抽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含春叫娘姨们谢了，也跟着我们一块来到飞龙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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