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元勋什么都没说，他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到后面，提了两套做好了的新西服出来，轻轻地往柜台上一摊，这才说：“请你们看看，这两套衣服，叫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向谁收钱？”他说完了，竟哈哈大笑，一定要拉着我们去吃饭，说是由他做东，为我们摆一席“慰劳宴”。
不错，因为张敬尧做衣服、试样子，才暴露了行藏。应元泰西服店掌柜的，在无意中给予我们莫大的协助，才得成功。这真是一次“巧合”，也无妨说是“天意”。
一个生意人，能如此豪迈、豁达，实在难得。
二十七年（1938），北平沦陷，我有任务再到北平，虽在他门口经过，可是不敢进去，惟恐连累了他。
三十七年（1948），我又在风雨飘摇中，率部驻扎于北平，在他柜上做了一套中山装和一套军服。记得那年春节，应掌柜的邀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颇有名气的“谭家菜”。在座的有白世维兄，当时，世维兄正是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他的职守是维护地方治安。此际，“东交民巷”依然还是“使馆区”。
转瞬又是三十多年，不知道应元勋老先生可安泰否？但愿他多福多寿，得吃得喝。
此外，还有一件许愿还愿的事，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
就是接到紧急命令的那天夜里，王大哥要到六国饭店开房间，为了便于掩护，造个借口，费了不少唇舌，才拖了“莳花馆”的姑娘--飞龙小姐做幌子，前去蒙事。果然顺利地开到房间，一点也没有引起疑端。
且说那天晚上，王大哥偕飞龙小姐到六国饭店，到了二楼之后，稍作停留，就打发司机送飞龙回去了。临行之际，王大哥哄她说：“过一半天，我们一定来捧场。”
现在，既然发生了人命案子，飞龙应该是知情的，万一张扬出去，总是不妙，而何况她多少也算出了一点力，所以我们非去一趟才得心安。
于是就选了一个业务清淡的日子，华灯初上时分，仍是我们三个人结伴来到“莳花馆”。当飞龙看到我们三个人的时候，没开口就一个劲地抿着嘴笑，仿佛在说：“你们干得好事。”
王大哥把她拉到旁边，想是要叮嘱她几句，还不曾开口，她却先抢着说道：“请诸位二爷放心好了，我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可绝不会那么不懂事。”
她果然聪明，我们当天晚上，大大方方地给她做了一次“花头”，也譬如给她发了一笔小额的奖金。
自此之后，我和她颇有来往。在我搬到辟才胡同和世维兄赁屋同住的时候，此女也常来盘桓，我们也曾论及嫁娶，只因她妈索取一笔养老费无以为应而告吹，说来这也是缘分。
原来此女福星高照，如果她真的嫁给我，她会担惊害怕受一辈子罪。一年后，有人为她脱籍，据说是一位官长，男欢女爱，生儿育女，就此从良，成为“人家人”。
本案至此，只留下一点点遗憾，那就是王天木大嫂去天津搬兵，侯君却因抱病而不能来。
当然，在成功的因素中，免不了总有几分侥幸，或者说，也是半出“天”意半由人！
回顾全局，本案的顺利完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挂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真是一件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
此后十年中，在我指挥下的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中，像这样完美无瑕的，可就再也没有了。
补？正
我写这篇东西，事先并没有拿给白世维兄看过，因为他在台南，我在台北，平时也很少见面，所以也不曾当面交换过意见。等到“传记文学”发表了之后，世维兄从台南打电话给我，说是有很多地方是我记错了，又有若干情节被我遗漏了。
我和世维兄是老朋友兼好朋友，我们保持了几十年的交往，就是我有什么不对之处，他也会原谅我的。好在我有个“心安”之处，那就是在全文中，并没有标榜我自己。
以下用重叠对照方式，写出其中不同之点：
一、世维兄记得所有事先的侦察部署各项活动，他都没有参加。我想：到了随同王天木先生到六国饭店去侦察张敬尧的踪迹，世维兄是参与了的。
二、是我派交通员陈国治从北平西城旃檀寺街世维兄家里，请他到北长街十八号“北平站”当面交付制裁张敬尧的任务给他的，并不是世维兄“自告奋勇”。这一点说来话长，容将来再加解释。
三、世维兄所用的手枪，是一枝德国造毛瑟，是郑介民先生从身上解下来当场给他的。与我所写的不同。
四、世维兄执行工作的过程，前后只有几个小时，他根本不知道有限期。的确如此。
五、世维兄在六国饭店内的行动，乃至离开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经过情形，与我所记忆的大略相同。惟细节也有些差异。
六、世维兄乘车先到西城卧佛寺街戚南谱兄的岳父徐梦石家，更衣藏械后，再至临近的按院胡同“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与我记忆中的先到清华池澡堂而后同去府右街，有所不同。
七、郑先生亲临按院胡同，当面嘉勉世维兄等。不是在府右街。
此外，当然还有些地方，不都一样。经再与八十八高龄的王天木先生相印证，他已经印象模糊了，请他再多想想，可是他说出来的和我们两个又不一样。我自负记忆力不算是太差，实在年代久远了。敬请读者诸君予以原宥为幸。除此，其中并无任何其他利害关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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