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天铎报》响应武昌起义(2)
“布雷”之名，为陈在《天铎报》撰文时所用笔名，嗣后他本名“训恩”，及号“彦及”，反鲜为人知。又一笔名“畏垒”，知者不及“布雷”多，而“布雷”笔名，则名闻天下，人皆以“布雷先生”或“布公”尊称之，《天铎报》虽然夭折，但先后主笔政的“天仇”与“布雷”两人之笔，使该报生色，而发光芒。在新闻史上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天仇”与“布雷”有名，也有地位。他自记署名“布雷”之由来，谓在“《天铎报》撰文字，署名‘布雷’，一月后，渐有知者，八指头陀赠诗有‘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句。然‘布雷’
二字，实太浅露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其实余以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飘萍所取），因面包英文为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
陈布雷居沪时，以新闻事业请教先辈宋教仁。时于右任主办《民立报》。宋教仁自东京归国抵沪策划革命，于右任延其主笔政，以作掩护。宋教仁长陈8岁，于右任长陈布雷9岁。某日，陈布雷往《民立报》社拜访宋教仁于编辑部。宋教仁询学历毕，问何以来报界作事？答以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大学为有益。宋教仁闻而奇之，回首向隔座同事吕天民说：“你听到了吗？这位青年朋友要以报馆为学校，岂非海上奇闻”？自是过从甚密。宋教仁以报纸为启迪民智，宣传革命；办报的人，向社会传播见闻，刊布新知识，反映誉论；报馆是社会的学校，记者以学问服务报社，怎能把报馆当学校。陈布雷则以在报馆比上大学有益，是把报馆为学校，专心于报业。教书教学相长，与在报社做学相长，并无不同。如记者入报社后，不努力吸收新知识，自己落伍，报纸也不会精进。
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且多著作。其《间岛问题》一书，政府据以争胜日本的无理侵占阴谋。《民立报》为当时上海各报中惟一刊登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的日报，出自宋教仁手笔。陈布雷说：“予不自量度，每值国际政治有变动时，必争先为文论列之。次日，《民立报》亦必有一文，相互印证以为乐。”
陈布雷在《天铎报》时，与报界、文化界人多有往还。《神州日报》胡寄尘与陈布雷年岁相若，好为词章笔记，时相过从。陈布雷常与南社诸人如柳亚子、高剑文、陈陶遗诸人游。戴季陶曾劝陈布雷赴东北佐蓝天蔚戎幕，以不愿离报社，且请命父亲亦不许，故却之。
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的宋教仁
武昌起义，《天铎报》编辑方针，倾向革命。但总编辑李怀霜很谨慎，不敢称“义军”。而他报多称“逆军”。《天铎报》既同情革命，义不附和，免失立场，不称“逆军”，乃用“革军”字样，刊新闻与撰评论。陈布雷负责评论，遂连日有撰长文，作《谈鄂》十篇，按日连载。“鄂”湖北也。不曰革命，而响应革命。题目奇而不刺激，但其影响很大，显然是在谈革命。正面宣传，有时不及侧面有效。
上海、杭州相继独立后，宁波军政府于9月16日成立，民军统领卢志学率联合兵团进驻道署，布告安民。陈布雷虑乡间不靖，请假回乡，移家人于鄞县（宁波）城内。大哥屺怀已任职军政府，留他佐文书。陈布雷以投效者众，自己志不在此，谢绝而回沪，凌晨到《天铎报》社，排字工人三五人迎于门次，说：“陈先生何以迟迟不来？我们盼望眼穿了。现今发行及4000份。如再努力，必超过《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更不足道了。”民气旺，报社生气亦盛。
首刊《天铎报》(1)
为孙中山大总统译“告友邦人士书”首刊《天铎报》
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告友邦人士书”。王宠惠初稿使用英文，由外交总长王宠惠先生自南京携沪发表，为《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对王宠惠先生说：“我们报馆有一位陈君，能够翻译。”王宠惠先生初不信，回到报社，命陈布雷试译一段，不失原意，遂嘱将全文译出，加以校正后交《天铎报》首先发表。翌日，《民立报》始知。该报
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为《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民立报》自创刊日起，即由于右任亲主笔政。民元，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举章士钊自代。民二，章士钊辞职，由徐血儿（天复）继任。民二，袁世凯贿买凶手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北站。徐血儿大为悲愤，大呼讨贼。呕心沥血，为文讨袁，举国同情，为之激愤。陈布雷回忆：“徐血儿讨贼文中，有如下之名句：‘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报为奴为隶之深耻，男儿何乐而不为！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男儿何乐而不为！男儿当以一人之死，救千百万人之生’！不久，徐血儿便以心力交瘁，呕血而死，于右任曾在‘民立七哀诗’中，哭之以诗：‘不哭穷途哭战场，耗完心血一徐郎，九州应共冤魂语，黄土无情葬国殇’！徐血儿为《民立报》而殉职，死在病榻，也可以说是新闻记者死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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