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呆了一呆，便问：“张主席，蒋总司令说要见我，我……”
“老三到牯岭去了，明日当归。”张静江倚老卖老，说：“布雷呀，你要好好给老三当当参谋喽！老三这个人呀，当年在上海向我领津贴和活动费，我是知道的，确实需要有一个秀才参赞和帮忙。”
第二天，陈布雷和潘公展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很尊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蒋介石对陈布雷确实也很尊敬，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陈布雷又说：“请示蒋先生当前局势及现阶段革命方略。”
蒋介石看了潘公展一眼说：“武汉、南昌已定，现在是要克复上海，这样长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后挥师北伐，直捣天津……”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约陈布雷谈话，这一次蒋介石说：“希陈、潘两君加入我国民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陈布雷说：“我深领蒋先生盛情。但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愿指教之。”
蒋介石一一解答。陈布雷边听边记，最后说：“容我等考虑一下。”
蒋介石笑笑说：“君等在精神上实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又过了两天，陈布雷和潘公展由蒋介石与陈果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陈果夫说：“陈、潘两同志可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潘公展在南昌住了十多天后先回上海，陈布雷被蒋介石挽留未走。蒋介石嘱陈布雷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以便朝夕相处，参赞机务。
1926年6月5日，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陈布雷遂搬进了西花厅。他的前室是张群所住，张群当时是总参议；对门是黄郛所住。每隔几天，蒋介石必召陈布雷谈话。有一次，他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十分烦躁，张静江躺在藤椅上说：“介石，你有什么心事？”
“想发表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告黄埔同学书。”蒋介石还是来回走着道：“北伐进展甚速，我黄埔学生战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潜伏隐患，这篇文告要动之以情，要有文采……”
“叫布雷试一试吧！”
“好，好，”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就照我讲的意思写份《告黄埔同学书》，这篇文章要得很急。”
陈布雷就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研墨铺纸，挥笔而就。陈布雷一边写，蒋介石一边看，连声称赞：“好！好！”他把文章交给副官说：“立刻去排印。”又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今后愿否在总部工作？”
陈布雷说：“蒋先生，我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
“唉！”蒋介石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好生奇怪：
“这个书生不愿当官？”
陈布雷自述经过为：
“阴历岁除抵南昌，阅三日往谒静江先生。翌日，蒋公自牯岭归，偕公展往见，谈约一小时，对北伐局势及人心趋向与收揽党外人心及现阶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陈。又二日，蒋公再约谈，坚劝余及公展入党，余等以党的政策与主义之未尽明了处，提出请教，蒋公一一解答之。余等请假以考虑时间。蒋公谓：‘君等在精神上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二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蒋公及陈果夫君为介绍人，公展亦同时加入焉。公展居赣旬余先归。余以蒋公意暂留，并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前室张总参议岳军所居，而对门则黄膺白先生之室也。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即蒋公口授要旨，而余为之起草也。在南昌所见，党政要人为谭组安、李协和、朱益之、陈公博、郭沫若诸君，而邓演达则以时间相左未及晤谈。蒋公询余此后志愿？余以仍回沪作记者对，蒋公韪之。三月，自南昌动身赴汉口，住旬日即起程回沪，则上海已为北伐军所克复矣”。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陈布雷回乡小住(1)
陈布雷辞别蒋介石，西游汉口。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在上海办《天铎报》，一听到武昌起义，就挥笔写了《谈鄂》10篇，可是武汉却没有到过。这次他在汉口住了10天，待回到上海时，上海已为北伐军克复，孙传芳逃走了，傅筱庵也逃走了。《时事新报》与《商报》得知陈布雷回沪，都来请他当主笔。但陈布雷深知《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又相当复杂，便都辞谢了。4月，当时的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请他到浙省府去担任秘书长，陈布雷去了，住在西湖小莲庄。可是陈布雷对公务事不感兴趣。这时，蒋介石叫陈布雷到南京中央党部去
担任书记长。5月下旬，陈布雷辞浙省府秘书长职到了南京。陈布雷对新职仍旧感到十分苦恼：首先是对党务不熟悉，对自己“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相入”；第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这一时期，他常常“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忽忽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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