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陈布雷写到这里又顿了一顿，他想到“自杀”总是不名誉之事，为何要自杀呢？这事怕还没有说清楚，他又执笔写了下去：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状况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作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为什么自杀？(3)
陈布雷摇摇头，他还想写下一些与友人、兄弟之间的谈话。他写道：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写到这里，陈布雷潸然泪下。
烛光摇曳，室内静极，陈布雷站了起来，他踱着步，一边走一边想：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以死表白心迹，一了百了。但是给主子还是要写下遗言的。他知道自己一死，免不了上下猜疑，死者已矣，危及家属妻儿，这可罪孽深重。他于是又坐到椅子上，提起笔来，先给蒋介石上书：
介石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哀，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一口气写完了给蒋介石的上书，心头平静了不少。蒋介石夫妇对他的知遇，使这个书生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
当年，蒋介石北伐到了上海和陈布雷见面时，很赏识陈的才华，马上要陈布雷跟他去作官。陈布雷谦逊地说：“我的志愿，只是想作蒋先生的私人秘书。”蒋介石很客气地说：“那我怎么敢当呢？”陈布雷说：“你是全国领袖，我作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先生怎么说不敢当呢？”当时，陈布雷不愿离开新闻这个本行，只是有事去南京住几天，给蒋介石炮制几篇文件。后来，蒋介石坚持要陈定居南京，盛情难却，陈布雷才住在南京。以后，蒋介石要陈作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当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时，又要陈做过教育部次长。抗战当中，有一个时期，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要陈作文官长，陈一直推辞不就，连宋美龄也责备陈太固执。陈布雷诚惶诚恐地说：“像我这样一个人，矮小，瘦弱，站也站不直，摆在礼堂上也不太像样子。”宋美龄看到陈身体很差，每天送他一磅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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