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艾森豪威尔让俄国人攻占柏林的决定仍是使丘吉尔最为痛心的事。但首相担心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结局不妙，也担心讨论会突然中断。不过他是不想听任这件事自由发展的。
他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并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通情达理的友好的电报：
再次感谢你发来如此客气的电报……但我仍十二万分地重视攻占柏林的问题，其重要意义可以很容易地从莫斯科给你的回电中看出。回电的第三段有言：“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这应从我说的政治方面来理解。我认为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人会师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性……。
然而，这封电报并没有比前几封电报对艾森豪威尔起到更大的作用。他是那么地自信，那么认真地相信他的军事观点的正确性，以至于他甚至“准备把这一点作为他个人终身追求的目标”。
凯塞林回到他的设在图林根森林中的司令部时，他的参谋长维斯特法尔说元首大本营来了新的命令，命令莫德尔要把鲁尔作为一个要塞来守卫，不得试图撤离。
凯塞林认为这几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最高统帅部难道不知道陷入重围的鲁尔的食物刚刚只够全体军民吃两三个星期吗？再者，艾森豪威尔不会认为鲁尔有任何战略利益：他的目标远在东边。
西线已不再成其为一条战线了。北面，勃拉斯科维兹已被粉碎，南面，豪塞尔也已被歼灭，所剩下的全部军队分散在各处，狼狈混乱不堪，中部，莫德尔已成瓮中之鳖。凯塞林的整个战线已不存在了。现在，唯一可能做的仅是尽力采取牵制性的行动而已。
鲍曼写信给他的夫人，描述了柏林的一片绝望情景。他告诉“他的心上人”说维也纳的军事指挥部“糟糕得可怕，人们等待着最坏的结局”，军队可能要准备撤离上萨尔斯堡前往蒂罗尔。他最后写道：“我感到既悲伤又愤怒，因为我此时除了给你写信外已别无快乐，但当和平来临之时，我一定要夺回失去的时间。”
有些德国人仍然固执地拒绝正视日益严重的灾难。希姆莱坚持说军事形势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同伯尔纳多特伯爵和施伦堡将军的四个小时的谈话中，希姆莱说道：“我准备为德国民族竭尽我的绵薄之力，但战争必须继续打下去。我已向元首宣过誓，我要履行我的誓言。”
“难道你不明白德国已打输了这场战争吗？”伯爵大声说：“象处于你这样地位的负有重大责任的人，不能盲目地服从一个上司，而应该勇敢地负起责任，并做出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决定。”
希姆莱听后沉默不语，陷入沉思之中。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分钟。有人叫他接电话，他站起身，迅速离开了接待室，似乎为找到了一个回避伯尔纳多特的责备的借口而高兴。施伦堡给伯尔纳多特施加压力要他坚持到底。
但是，当希姆莱回来时，伯尔纳多特却没有多说什么。他要求把所有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立即转移到瑞典去。
希姆莱脸上掠过一丝畏惧的神色。“从我个人来说，我很想同意你的要求，但我无能为力。”他突然转换话题，承认德国政府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背弃英国就是一个错误。“至于我嘛，当然，我现在被认为是所有活着的人中的最残忍最暴虐的人。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人们公正一点，我从没有公开诽谤中伤过德国的敌人。”
“虽然你没有这样做，”伯爵回答说：“但希特勒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足够的约束。他曾说：‘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把英国所有的城市都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盟军有步骤地轰炸德国的城市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在美军完成在利普施塔特的集结和对鲁尔的包围后，希特勒终于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承认，“德国的彻底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他说：“但是，即使是这种前景，也不能动摇我对德国人民的未来的不可战胜的信念。我们受的苦难越深重，永恒的德国的复兴就越光荣！”
虽然他本人不能忍受在一个战败的德国里生活，他现在却愿意给那些活下来的人们提出一些“行动准则”。他要求他们“遵守我们所颁布的种族法律的原则”，“维护所有德意志种族的不可分离的统一”。
他还预言说，只有两个世界大国能从德国的惨败中崛起，这就是美国和苏联。“历史的和地理的规律将注定这两个大国要进行一场或者是军事的、或者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较量。同样，这些规律将不可避免地要使这两个大国成为欧洲的敌人。同样还可以肯定，这两个大国迟早要寻求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大国德国的支持。我要强调指出，德国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的马前卒 [ 注：这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次“私下谈话”，15天后，四月十七日，人们把这些私下谈话的文件从柏林移走并藏了起来。 ] 。”
第三部分 东西会师
“O－5”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希特勒在东南部的最后企图失败了。本应粉碎多尔布亨进攻的塞普?狄特里希攻势，由于策划不周，一开始就令人失望，结果以溃不成军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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