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挂上电话，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滔滔不绝地发起议论来。泽姆勒从没看到他如此兴奋过，仿佛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一样。
巴顿同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一直呆到深夜，正要上床休息。他的手表停了，于是打开收音机想同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对对时间。他听到的正是宣布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奔向其他几位的宿舍，敲布雷德利的门。
“有什么事吗？”布雷德利问。
“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告诉艾克，总统逝世了。”
他们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三个人一起呆到凌晨两点钟。他们想到罗斯福的逝世可能对今后的和平事业产生的影响，不禁忧心忡忡。他们不相信美国会有第二个人能象罗斯福那样老练地同斯大林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
当丘吉尔第一次听说罗斯福已逝世时，他简直觉得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深感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给正在克拉里奇的巴鲁克打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深沉的痛苦，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不，温斯顿，你应留在这里工作。”巴鲁克答应在起程前往华盛顿之前来看丘吉尔。当巴鲁克来到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仍躺在床上，显得惶惶不安，他又一次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巴鲁克再一次肯定地说他最明智的作法是不要去。他自己同罗森曼法官乘圣牛号飞机起程，开始作漫长而痛苦的旅行，向华盛顿飞去，这时正是中午。在飞机上，巴鲁克的脑海里浮现出他第一次在阿尔巴尼亚见到罗斯福的情景。
有人把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告诉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他觉得这是“历史之神在振翅起飞”。他怀疑这是否就是“长期以来所盼望的命运的转机”。他打电话给戈培尔，祝贺他最近的预言得到应验，劝他“立即给新闻界发指示”。他认为新闻界既不要侮辱也不要颂扬美国新总统，特别是不应提及罗斯福和戈培尔之间的敌对情绪。“现在出现了新的前景，新闻界不应笨拙地破坏这些前景。”
戈培尔表示同意。“这一消息将彻底改变德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因为他们可以和应该把这一事件看成是命运和正义的威力的体现！”
伯爵十分兴奋，立即挥笔致书戈培尔：
我个人认为罗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决，但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应排除万难而争得的礼物 [ 注：这里是套用哥德的话：“当你尚无把握得到父辈的馈赠时，你就应为得到它而排除一切障碍。” ] 。罗斯福之死扫除了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的一切障碍。现在他们应利用上帝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促使谈判开始。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途径是由教皇进行斡旋。鉴于美国的天主教徒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集团（而相反美国的新教徒则分散于许多小派别之中），教皇的声音在美国可能具有很大的份量。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我们就应当机立断……
在四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戈培尔嘱咐新闻界在评价杜鲁门的问题上要客观，不要作过多的断言，不要说任何激怒新总统的话，不要流露出对罗斯福之死兴高采烈的情绪。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位宣传部长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就已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在电话中问他罗斯福之死是否意味着他在前一天所说的形势已来临时，他却言不由衷地回答说：“啊，这我也不知道。等着瞧吧。”
从前线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的更换丝毫没有使敌人的攻势有所缓和。这一天晚些时候，戈培尔打电话给泽姆勒和他的参谋部的其他成员说：“命运之神可能仍很严峻，仍在嘲弄我们，我们可能高兴得太早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总统之死感到高兴。一名被关在柏林南面55公里处的卢肯瓦尔德ⅢA军官战俘营的美国记者爱德华?贝蒂发现，集中营有几名卫兵似乎从心里感到难过。在这以前，贝蒂根本不了解罗斯福对欧洲被压迫人民所具有的意义。整个这一天中，总有一些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找美国人握手致哀，充满了同情。前挪威军队司令奥托?卢格给集中营里军阶最高的美国军官罗伊?赫特中校写信说：“世界失去了一位巨人，鄙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营里军阶最高的英国军官，空军中校史密斯写道：“我们大英帝国失去了一个热情而忠实的朋友……按照我们的愿望，他应该活到亲眼看见战争的胜利。他为夺取这一胜利费尽了心力，表现了非凡的气魄和勇气。”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命令宣读讣告。人们静默一分钟致哀，好几个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这一天，杜鲁门忙得没有一点空闲。在去白宫的路上，他把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叫上了他的汽车。“在历史上，”总统说：“很少人堪与他比肩。我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我默告上苍，愿我能不辱使命。”
在白宫，杜鲁门把斯退丁纽斯召来，叫他准备一份简述与苏联有关的问题的文件。接着，他又回到国会大厦，去询问国会的领导班子是否同意召开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以使他能在四月十六日对他们讲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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