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点钟的时候，特雷福斯在该团候补军官乔洽?奈特和一名手持白旗的德国战俘陪同下爬上通向这一建筑物后面的纪念品商店的阶梯，庞塞特和另外两名德国军官走出来同这几位谈判者见面。
特雷福斯对庞塞特说，抵抗是荒唐的，“你们绝无胜利之可能，战争已经打败了，现在应放下武器，避免伤亡，才是明智的”。
“我个人已经接到元首关于绝不投降的命令。”庞塞特回答说。他拒绝释放17名美国俘虏或用他们来交换德国俘虏。但是，双方达成了停火两小时以撤退伤员的协议。
医务人员抢救着12名伤员，特雷福斯则继续同庞塞特在纪念品商店前谈判。将近17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说服了庞塞特，到纪念碑里去继续谈判。
在莱比锡市内其他地方，战斗已经结束，但仍然不时有人放冷枪。美国部队聚集在大街上。美国兵乘着吉普车或卡车来回奔驰，向纳粹旗帜行礼。一个美国兵用一个黑梳子做成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唱着《霍斯特?韦塞尔》，逗得连德国人也哄笑起来，其中有些人多少年来大概还是第一次放声大笑。
半夜时分，特雷福斯和庞塞特还在谈判。“如果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庞塞特说：“我甚至根本不会跟你讲话，再过四年，你我就会在西伯利亚重新见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特雷福斯说：“现在牺牲这些你可以用以对付俄国人的士兵不是很可惜吗？”
“是的，但我现在接到了不准投降的命令。”
“我肯定你是知道霍姆堡亲王的故事的，”特雷福斯引用克莱斯特的一个戏剧说：“他没有服从命令，却为选帝侯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又过了一会儿，特雷福斯告诉庞塞特及其军官们说，师部刚才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庞塞特主动走出纪念碑投降，他的部下就可能追随他投降。庞塞特接受了这一建议。四月二十日清晨两点钟，他走出了纪念碑大门。纪念碑的战斗结束了。
正当特雷福斯要释放其他的德国人的时候，奈特上校说这中间有一点误会。师指挥官埃米尔?F?莱因哈特原只允许庞塞特走出纪念碑，其他的德国人应该暂时呆在纪念碑内，特雷福斯又来到其他的德国军官面前，想说服他们接受新的条件。他说如果他们答应不逃跑，他将为他们争取在莱比锡48小时的行动自由。只有一名德国军官要求按起初的协议办事，特雷福斯也就很快放了他，因为他觉得不能食言。他劝奈特批准48小时这一时限。“但是，”奈特说：“那我们就必须在不让莱因哈特知道的情况下保护好纪念碑内外的这些人。”
德国士兵被解除了武装。与此同时，特雷福斯把约15名德国军官打发走了。48小时后，当他再召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如约赶到了，只有一名军官没来，他走了，只留下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
整个西线各据点的德国人都按一种奇怪的条件投降了，有时，美国人只给市长挂了个电话，就解决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投降问题。
西线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凯塞林却认为应尽力坚持警卫首都的易北河一线，这样就可以使希特勒把其全部兵力投入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最后战斗。
但指挥这一战线的指挥官根本不这么认为。瓦尔特?温克将军在没有接到命令、甚至没有请示元首指挥部就指挥他的第七集团军放弃美国人，掉头东向，踏上了去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征程。
“险境”
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 1965
东北战线出现了近两个月相对平静的局面，朱可夫准备对柏林发起总攻。海因里希趁机修补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防线。他从红军俘虏的口供中了解到：在总攻发起前的几天内，红军将在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发动小规模的试探性攻击。四月十二日，红军按预定方案发起小规模进攻。这时，海因里希开始实施他按照法国人的方法制定的战略：他命令布赛等待三天，然后趁着黑夜把他的第九集团军撤至奥得河对岸的山头，只留一支小部队担任掩护。
在悄悄撤退前几小时，一位不速之客来到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设在普伦茨劳附近的司令部。他就是阿尔贝特?施佩尔。
海因里希对他说：“我很高兴你到这里来。你知道，我的工兵军官接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
“我就是为此而来，”施佩尔答道。随后，他解释他为什么下达不明确的命令：他想为指挥官们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提供借口。
海因里希说，他不愿意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摧毁德国的财富。“但不知那些行政区长的态度如何？他们不在我的管辖之内。”
然而，施佩尔希望这位将军施加自己的影响，阻止党的这些官员采取行动。海因里希答应尽力而为，但又说，他本人也可能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得不下令炸毁桥梁，特别是柏林附近的桥梁。他们来到指挥部的候见室，正巧，柏林的司令赫尔穆特?雷曼中将已经等在那里。他是应海因里希的要求来前线研究柏林防御问题的。
雷曼告诉他们，他在首都总共拥有92个缺乏训练的营，都是人民冲锋队。“我有足够的高射炮，两营卫戍部队，以及由职员和厨师拼凑起来的所谓居民防空队。这就是我的全部兵力，噢，还有几辆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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