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的权力看起来很大，实则不然，正如李治安先生所说：通过上述种种措施与政策，元朝廷实现了对行省的严格控驭和有效监督，使其诸权力基本保持在大而不专的范围或限度内。朝廷对行省就能始终处于以重驭轻、以内驭外的有利地位。
虽然元朝统治者设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是为了“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和“军事控制”。但是谁曾料想，这一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它引出了绵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权新模式。
广袤的疆土更需豁达的胸怀
赵复是江汉间名儒，精通程朱理学。开始时他过着隐居的生活，以“江汉先生”自命。他被元军俘虏，不愿投降。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他偷偷潜出看守的营垒，跑到河边，准备自杀。姚枢及时发现，此时赵复已经脱掉衣服，正准备投河。
姚枢劝他说：“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爱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保君而北，无他也。”
赵复在姚枢的劝说下来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对他说：“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忽必烈极为赞赏他的气节，没有强迫他做官。并且允许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让赵复在那儿讲学。“学子从者百余人”，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学”。
忽必烈因长期受命治理漠南汉地，深知儒学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所以，他注重搜罗和优待儒生，并从他们学习儒家学说，推行汉法。
提起推行汉法，对于忽必烈这群来自蒙古的统治者确实是难度太大。就像中李治安先生说的那样：“先西征的战略选择让定都北京后的蒙元政府几乎成为一个’‘联合国’‘，忽必烈必须考虑各色人等的利益之争，而最后被征服的汉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汉人）的地位又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让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与文明本就很困难，再加上那时的中国只是大蒙元版图的一部分，位居高位的色目人还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并实施回回法统治中国，那时汉法的实施困难可想而知。”
曾经看到一位笔名为汉行天下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对许衡劝说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一些描写可谓精彩至极：
当时，许衡高举孔子、朱子（朱熹）的儒家与理学大旗，对忽必烈说：你虽贵为蒙古大汗，但来到中国就必须当皇帝——必行汉法，不然的话，你这大汗怎么来的，还得怎么走，再回到你那大草原上。
面对许衡的这一命题，忽必烈是痛苦的——他实施汉法，整个蒙元帝国就可能崩溃，自己也会失掉大汗的名分；他不实施汉法，就可能失掉中国，当不成中国的皇帝。
当然痛苦也是相互的，比较之下，许衡的痛苦一点也不会比忽必烈小，甚至更加强烈——不实施汉法，中国将不再是他心中的中国；实施汉法，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又是那么强大和愚顽。
痛苦的忽必烈与痛苦的许衡都在寻找着一个平衡点：忽必烈不想失去许衡这样如魏征般的治国栋梁，许衡不想失去力荐忽必烈实施汉法的机会——忽必烈五诏许衡就任高官，许衡五次应诏赴任却随即因各种原因并以各种理由辞官回归他的老家焦作教书种田。
也就是在这“五诏五辞”下，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一步步走上实施汉法的道路。也因此，忽必烈被称为蒙元两位大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是成吉思汗），许衡成为中国１３世纪，也就是元朝那个时代无人可以比肩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元代，他就被皇帝下诏从祀孔庙，这可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孔庙“分一杯羹”的人，鲜矣！
的确，许衡是敢叫忽必烈行汉法的第一人，反过来说，忽必烈也是敢行汉法的第一个蒙古皇帝。
宋濂曾评价忽必烈说：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从此处，我们也可以得知忽必烈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与他豁达的胸怀息息相关。这份豁达主要体现在对儒生的重用上。元初名臣刘秉忠就是一个典型。
早年出家为圣僧，
博学多才得推崇。
社稷大计勤谋划，
入藩建元立头功。
这是后人对刘秉忠的评价，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的功绩。刘秉忠（１２１６～１２７４），字仲晦，邢台县人。他自幼博览群书，十三岁时因父亲刘润为蒙古都元帅府都统，刘秉忠作为质子入住于元帅府。在此，他立志为学，诗文书画与日俱进。十七岁，出任邢州节度府令史。豪爽不羁且有救国救民大志的刘秉忠，不满足自己刀笔小吏的生活，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大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遂弃官入道，隐居武安山中。后又弃道从佛，遁入空门。这期间，刘秉忠博览群书，阅读了文史、地理、数学等方面的大量书籍，极大地提高了他的认识水平，以至对天下事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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