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一文至一九七四年四月才连载结束，是一篇多达二十一回的长篇大论。但是，最后两回才从正面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表现出一副比铃木明更甚的、 咄咄逼人的武断姿态。 他蛮横无理地断定：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而是“‘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在稍后一些时间，即一九七五年十一、十二月，《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改题为《我所认识的日本军》，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
评论家、作家对虚假论的评价
如前所述，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的铃木明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 收编了两篇有关两个少尉的“砍杀百人比赛” 的采访报道，以及三篇几乎说“南京大屠杀”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的采访报道形式的考证文章（各篇在收入单行本时，都作了大量增补，如第三稿那样，彻底作了改写）。在上述五篇文章中，最初三篇（《“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两篇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在第三稿发表时，曾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成为文艺春秋出版社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评选员是扇谷正造先生等人。这三篇文章，加上两篇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采访报道，后编成单行本，由文艺春秋出版社隆重出版，并同时获大宅奖，而且还作了大肆宣传，似乎单行本本身就是获奖作品。
在评选员当中，或许也有人因这种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对出版社的安排感到难堪吧。
尽管如此，评选员们选择了以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的文章作为获奖作品，却是事实。那末，评选员们又是如何评价该作品的呢？
田井吉见评论说：“该文讲清楚了特讯就是娱乐，即企图通过特派记者的署名文章使后方人民的话题活跃起来的无稽之谈。”扇谷正造评论说：“所谓错误报道或‘虚假报道’，是怎样败坏当事人的名誉这一意义而言，或许会成为促使现代新闻界进行一次反省的基础。”此外，草柳大藏评价说：“这是一部令人敬佩的作品。”开高健甚至发言说：“这部作品恰好道出了新闻界幼稚、不负责任和谄媚的情况，我最欣赏铃木明的勇气。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如从正面加以揭露则更好”（以上均摘自《文艺春秋》，一九七三年五月号）。总之，评选员都没有谈及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只是提到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的两篇文章。
评选员们或许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和文笔功力感到佩服，从而相信“砍杀百人比赛”是虚构的。不过，我以为，他们尚不至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评选员们恐怕难免有轻率之嫌。
除评选员外，平野谦也谈到：“我对铃木明那种刻意求工的追本溯源的态度感叹不已，如向井少尉，此人是作为对南京屠杀事件负有罪责的人而被处决的，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对他的处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每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刊所载《昭和文学论》）
大宅壮一奖的评选员恐怕没有读过批判“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文章，但我读了评选员的评语，对采访报道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无比惊愕。评选员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铃木明的看法，即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臆造出来的。
关于这次获奖，我想再说一句。我认为，传说在攻陷南京之前的进攻作战中所发生的砍杀百人比赛，实际上确有其事。评选员们即使相信“砍杀百人比赛”如铃木明等人所说是虚构的，却为何在评语中只提虚假报道论，而选择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作为获奖作品，这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虽然采用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一含糊不清的表现手法，实际上却让读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无稽之谈的‘南京大屠杀’”。在任何人眼里，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虽然铃木明本人断言，他从未说过“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支吾其词。当然，也有可能这一标题是编辑擅自加上去的，违背了笔者的意图。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载《铅字的周围》一文，笔者“东洋佛”也在其《采访报道的危险陷阱》一文中谈到：“如果不存在‘砍杀百人’这起事件，读者甚至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也是无稽之谈。这里存在着此类采访报道所能发挥的危险的作用。”而且，这位笔者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单行本写了评语。他评论说：“当然，只要看不到历史的主流，无论罗列多少事实，也发现不了真实。在这方面就存在着采访报道的陷阱。不过，捡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而对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逐一表示怀疑，这种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失误。”
小田实也在与大宅壮一采访报道奖评选员开高健的对谈中批评了著者铃木明以及文艺春秋出版社。 这次谈话刊登在《群像》 一九七三年八月号上。小田实说：“有这么一本书吧，是由铃木明撰写、你推荐并获得大宅壮一奖的《‘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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