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明季北略》卷十六。
(59)丁耀亢：《出劫纪略》，《保全残业示后人存纪》。
(60)顺治二年《厉宁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61)顺治二年《登莱巡抚陈锦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四九六页。
(62)在山西大同地区，明朝代王的“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宗之房屋尽为贼居，地土庄窝无一不为贼据。”大顺军西撤之后，清政府“查出贼遗故宗室空房共一千六十所，地一千三百七十余顷，大小庄窝五十八处”。说明在大顺政权控制的一两个月间，当地大土地所有制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引文见第一档案馆藏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大同总兵姜瓖启本》）。
(63)李天根：《爝火录》。
(64)《国榷》卷一○○。
(65)《平寇志》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66)《小腆纪年》卷四。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中贵迎贼不独（王）德化一人为然，凡监局掌印者皆出迎，皆照旧。由是各招集名下听贼拣选，共留八百余人，余皆散去。”
(67)《国榷》卷一○一说，大顺政权“改锦衣卫为龙衣卫，各营兵递直午门，……”。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记大顺军占领北京后，看守他的人是“伪锦衣尉梁甡”，原为“陕西诸生”。两书所说的“龙衣卫”和“伪锦衣尉”大概是指李自成的警卫部队，而不是明朝的锦衣卫。
(68)《再生记略》卷上。
(69)顾炎武：《明季实录》；《平寇志》卷九。
(70)《平寇志》卷九；《甲申传信录》卷五。
(71)《明季实录》；《甲申传信录》卷五。
(72)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
(73)《再生记略》卷下。
(74)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又，顺治元年七月清滦州同知赵钟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说：“即前平西亲王兵丁分居本城，尽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见第一档案馆所藏《顺治朝奏本》第九号），也是指吴三桂降清以前的事。
(75)《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就用了“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的措辞。
(76)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四，《官职志》。
(77)《清史列传》卷七九，《唐通传》；《平寇志》卷一○。
(78)匿名：《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行至永平府的时日是根据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
(79)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临榆县志》所载当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进抵无终地”，无终即玉田县的古称。
(80)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圆圆曲》。这类讲法极多，充斥于史籍。
(81)张怡：《謏闻续笔》卷一。《甲申传信录》卷八也说：“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杨士聪则说：“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与子云。”
(82)佘一元：《述旧事诗》第二首，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事》。
(83)同上《述旧事诗》中有一联是：“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可见参加吴三桂叛乱的人只是当地为数有限的几个绅士。请参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和佘一元《潜沧集》卷三《曹捷音传》，卷四《朱太母诸氏墓志铭》、《赓庭冯先生墓志铭》。
(84)关于山海关战役期间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是谁，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致。赵士锦《甲申纪事》说，“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伪相牛及贺（有威）、郭（之纬）两伪将留守京师”《甲申传信录》说，“制将军李過（过）及贺锦二将留守京都，禁约军丁。”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惟留一姓李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共为守备。”在《平寇志》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国榷》记“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这些说法不尽可信。如李岩、李牟本无其人，贺锦已牺牲于青海西宁。《国榷》卷一○一记四月十七日有人在京师宣武门外偷偷张贴“大明运当中兴”的反动榜文，“伪都督李友捕榜之，左右民杀之。”《甲申传信录》卷六记四月“二十三日，都中微闻闯败。制将军刘将城外房屋督居民尽行拆毁，并及佛寺，运兵器上城守城。”制将军刘当指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如果这两条记载属实的话，李友和刘芳亮是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此事尚待继续查考。
(85)《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8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87)《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据李 《沈馆录》卷七，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准备“西征” (即伐明)，并命李 从行。不久，得到大顺军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时间和调集兵员数量上大概都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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