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康熙《四川成都府志》附《蜀难纪略》。
(75)参看《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
(76)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77)《圣教入川记》中，记载张献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谚语道：“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实际上就是这个“圣谕”经过两次转译之后，在文字上出现的差异。据说张献忠自鸣得意，叫传教士“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同书还记载了张献忠对传教士发的谬论：“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等等。这种语言同现存“圣谕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78)如光绪三十一年《内江县志》说：“官兵之虐，甚于流贼”（卷十二，《外纪》）。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
(79)当时江津人士龚懋熙记载说：“时天下无主，官兵所过尤烈于贼，里巷恣睢雄杰之徒，借起义为名，驱民为兵，众至千、万，文士反依依焉。督抚崇衔、侯伯重爵，攫而取之，在廷唯唯而己。其究也，民尽为兵，废耕绝食，旋亦自相食以尽，全川自此烟火断绝凡十五年。”（嘉庆九年《江津县志》卷十五，《艺文》，龚懋熙；《叙略》）。又如南明范文光、曹勋在雅安搜括百姓的粮食，竟至于“已播谷种，亦漉来作食。”官军在路上碰见百姓，那怕只有一碗米也“杀而夺之。由是僵尸横路，白骨遍野。”（李蕃：《雅安追记》）时人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也说，“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竭，民惟拾穭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蜀难至斯转剧，民存十不能一矣。”又，欧阳直《蜀乱》云：“时官兵无粮，曾英条议云：今沿江闲田，一望荒芜，各营所获牛只颇多，请准兵丁择便屯种，无事则登岸耕作，有警则登舟敌忾。阁部（王应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业，未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土尽荆莽矣。”
(80)明末清初四川“以人为粮”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里举几个例子：崇庆州有袁姓一家兄弟五人，“奉母偕众避难，至晚无食，众择其肥大者杀而食之。五人已杀其四，第五子奉母逃到他县，竟免其难”（光绪三年《崇庆州志》卷十二，《杂识》）又如时人欧阳直，“自内江同溃兵过威远，遇十数饥人邀于路，见人众不敢近，犹狂呼曰：‘走不去，丢下两个与我们做粮饭罢。’”他自己在顺治三年，由南明四川巡抚马乾委任为安居县令，抵任后，“忽一夜有人告余曰：‘我辈久无粮食，每藉人为食，渠等今且欲谋及县君矣。’，说得欧阳直头皮发麻，连夜逃走。（《蜀乱》）
(81)如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记载：“蜀保（宁）、顺（庆）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数百里无人踪，南充县尤甚。”（卷十六，《外纪》）
(82)张宏畉：《邑志纪闻》载，顺治四年“又加瘟疫流行，名马蹄瘟，患者多死”。（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
(83)如川北的广元县，在顺治五年清朝知县高培元抵任时，“百姓农业尽废，至是每市米一斗，价五两(按，明清正常粮价约为一石价银一两，此时高达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强食。且疫疠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仅十一于千百。”(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又如同治《绵州志》记载，顺治五年和六年“全蜀大饥，人民相食，逃亡几尽。”(卷三五，《祥异》)清军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如顺治五年清朝总兵“柏（永馥）、马(化豹)，芦（卢光祖）等，复镇顺庆，而一时粮饷不继，夏取民之麦，秋又取民之禾。起视斯民，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饥而死也。”(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韩国相:《流离外传》)清初安岳人周于仁说，“迨戊子、己丑(顺治五、六年)，五谷无遗种，斗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树皮野果为食，绝盐味，无定居。”加上“以人肉为家常饭”的土匪和“能破壁、升屋、上树伤人”的虎害，才造成安岳和岳至“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的局面(见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卷十五，《祥异》；又见光绪二十三年《续修安岳县志》卷四，《外纪志》)。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三年张献忠牺牲、余部经贵州转入云南以后，四川才经历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
(84)《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
(85)同上书，第四九二页，《总督八省军门佟揭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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