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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_顾诚【完结】(4)

  朱翊钧在位期间,天下已经很不安定。除了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员处置失宜,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朝廷先后对宁夏、播州用兵,费了很大气力方告平定。特别是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兴起,由明王朝镇守东北的屏障变成了对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势力。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明廷抽调了大批精兵,并责令朝鲜和海西女真叶赫部出兵助战,兵员总额达十一万多人,在辽东经略杨镐的统率下四路出师,期以“旬日毕事”,一举荡平。由于战略错误,指挥失宜,萨尔浒一战竟以惨败告终。从此,辽东的军事对抗便牵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成了朝野注目的重大问题之一。

  朱翊钧死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轻不懂事,宦官们为了窃柄弄权,领着他成天嬉戏。据说他喜欢弄木工活,宦官们就在他手提斧锯玩得兴致正浓时,拿来章疏奏请他定夺。他往往只听口头报告大意,即随口答道:“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⑼于是大权旁落,宦官把持朝政。太监魏忠贤同熹宗的媬姆客氏相勾结,上下招权纳贿,把国事弄得腐败不堪。一帮依附于魏忠贤的无耻之徒还为他大颂功德,甚至呼之为“千岁”,“九千岁”。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当着熹宗和魏忠贤的面高唱诵辞:“好个魏公公,处置得惜薪司怎样轸恤商人,内府库怎样米积天堆,东厂怎样厘奸剔弊,宝和店怎样裕国通商。内修朝政,外镇边疆。”魏忠贤听了这样肉麻的奉承竟然处之泰然,朱由校也呆头呆脑一笑置之⑽。各省地方大员也对魏忠贤趋之若鹜,纷纷为他建生祠祈福,穷极华丽。朝野的党争便因之加剧。当时有名的东林党,主要由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眼见国事日非,就利用讲学结社,评论朝政,希望皇帝能够除去奸邪,重整朝纲,实现清明吏治。依附魏忠贤的邪恶势力则结成阉党,对东林党人横加迫害。此后,明末的党争屡经反复,一直延续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神宗、魏忠贤等既贪财好货,自然上行下效,养成一派贪污风气,出现“官以财进,政以贿成。”天启年间黄尊素曾说:“大拜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对此,他不禁叹息道:“呜呼,始进不正,以身为市,我朝相业可观矣!”⑾魏忠贤任用阉党周应秋为吏部尚书,公然按官职大小索价,每天得贿银一万两,人称“周日万”⑿。到了崇祯时,有人说:“贿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变黄,黄变白’之谣。”⒀意思是官吏行贿原先用银子,后来改用金子,再后来又改用光灿夺目的珍珠。当时官场,诚如贴在长安门上的一首讽刺诗所云:“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⒁崇祯六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谕朝臣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⒂官员们的职位既然是花钱买来的,上任之后自然要竭力搜括,追本求利,满载而归。官贪吏残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压榨,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二节 土地高度集中

  明中期以后,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⒃。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先看宗室的占地情况。万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⒄就是说,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造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⒅神宗的弟弟朱翊镠分封卫辉,占田四万顷;神宗诸子也群起效尤。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朝廷坚持要按潞王标准给田四万顷,经过廷臣和地方官员的力争才减为二万顷。瑞王分封于陕西汉中,朝廷赐给赡田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摊缴租银⒆。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勋戚和太监侵占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他们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请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庄田。如明武宗时,太监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产业庄田至一万有余顷,侵欺子粒官银至百万有余两”⒇;熹宗时权监魏忠贤,霸占的土地也多达万顷(21)。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借宠暱,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地土,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如庆阳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讨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地五千四百余顷;如长宁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献,进讨景州、东光等县地一千九百余顷;如指挥佥事沈传、吴让受奸民冯仲名等投献,进讨沧州、静海县地六千五百余顷。”(22)勋戚倚势请乞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末。崇祯三年,朱由检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给赡地七百顷,随从尉军三十名。”(23)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政治势力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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