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当时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安徽、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五支义军（即革左五营），由于势单力孤也趋消沉。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农民军中投降受抚之风一时甚嚣尘上，整个明末农民战争暂时转入低潮。在那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形势似乎急转直下了。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着最猛烈的暴风雨。既然导致这场农民大起义的各种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既然代表整个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明王朝，不仅没有得到革命的改造，而且还在拼死地反扑，那么，农民战争高潮的再次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投降受抚的逆流中，一些原来是起义军首领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里愈陷愈深，以至于堕落为反革命鹰犬。然而千百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却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求继续进行斗争。在接受了招抚的义军首领当中，情况也很不一样。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在受抚期间，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而且由于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较多的接触，更洞悉了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寄人篱下的那种抑郁生活和反动官僚的阴谋陷害，更激起了他们胸中的怒火，使他们迷途知返，为重举义旗作了准备。
第四节 谷城、房县“受抚”的透视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受抚”骗局的人很不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凡是接受“招抚”的就都属于背叛之列。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要作出正确的评判必须认真地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著名领袖，在“受抚”以后不久又重新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他们在湖北谷城和房县“受抚”的情况更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先来看张献忠“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受抚”以后，曾经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箚付(38)，领取了一些粮饷。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触中他也尽可能遵守明朝官场的惯例。根据可靠记载，张献忠曾到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39)；明湖北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跪拜如仪。但这些都属于表面的形式，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件文书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闯天七八股尽奔唐、邓间，距襄不二百里遥”，熊文灿等人“勉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张献忠却一味推托，“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献忠复投一揭，即欲连请七、八、九三月之粮，以养其一万一千之兵；如无粮则于湖广所属每府量给银二万以赡众口”(40)，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上的往还，内心里却处处戒备，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在“受抚”的掩护下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张献忠起义军在“受抚”期间仍然“人不散队，械不去身”(41)，并且不断操练士马，保持着临战体制。“又每日置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及打造极精军器。”(42)“买马制器，日夜整办，惟恐不及。”(43)正如当时一个明朝官僚所说，张献忠“受抚”并没有“解散徒党，卖剑卖刀，安意耕耘。”(44)
在经济上，张献忠在谷城实行过屯田，“取民间有主之腴田而耕。”(45)他勒令当地地主把收来的租子交充军粮，“差马兵手持张副总票（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箚付，副将即副总兵，亦可称副总），四出于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之间，迫分秋粮。”(46)“初犹每石分六斗，后则全掠之矣。”(47)他还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充作养兵费用(48)。又“于湖广襄阳、枣阳等地方与小民平买平卖。”(49)，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招揽了一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军机进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湖北应城县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统治下感到受压抑而参加起义军的。如潘独鳌就是因同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讼后愤愤不平才投入张献忠队伍的。不管他们参加义军的背景如何，但当时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据说徐以显就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50)
这些事实说明，张献忠的谷城“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举措又不断使矛盾激化。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大批财宝。张献忠受抚以后，他又故伎重演，贪求无厌，“责赂黄金蹏褭千，珠琲盈斗，他瓖货累万万。”(51)张献忠对部下笑道：“这是把我当作郑芝龙了。”(52)他已经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则是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无穷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仅是勒索财货，一些对起义军怀着疯狂仇恨心理的人，还一再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张献忠部屯扎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加以歼灭。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竟准备用下毒的办法谋害张献忠(53)。地主阶级把已经“受抚”了的张献忠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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