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
(38)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中说，明廷“但给一副将空剳，不肯与实授。”杨嗣昌在《恭承召问补陈剿抚情形疏》里也说: “即如刘国能、张献忠同时受抚，而该理(指总理熊文灿)亦同加之以副将名色。”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39)王鳌永:《抚郧疏稿》，崇祯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为遵旨自行奏明事》中，说到张献忠到沔阳港见过熊文灿之后，“自夸其众曰：昨熊总理余见过去了。”
(40)王瑞栴：《上理按两院书》。
(41)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叛形业巳渐张（彰？）疏》，见《范文忠公全集》卷四；又见康熙《河间府志》卷二一，《文翰》；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
(42)《杨鸿揭帖》，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同治《谷城县志》卷八，《杂识》引旧志说，“西门内有铁器，形似锞，重百余斤，上刻‘八大王’三字，不知何取？”这块铁上既然明明刻了张献忠的绰号，显然是起义军留下的遗物，很可能是打造军器所用。
(43)王鳌永: 《为遵旨自行奏明事》，见《抚郧疏稿》。
(44)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
(45)王瑞栴：《上理按两院书》。
(46)王瑞栴：《上理按两院书》。《平寇志》卷三也说张献忠“既入谷城，分割民租。”。
(47)王鳌永: 《为遵旨自行奏明事》。
(48)同治九年《郧阳志》卷八，《丛记?粹录》中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设关截税，其税不论多寡分其半。”
(49)前引《杨鸿揭帖》
(50)邹漪：《明季遗闻》；《绥寇纪略》卷六。
(51)《绥寇纪略》卷一○。
(52)同上。原文是“此欲芝龙我也。”
(53)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明淅川知县愚山揭公墓志铭》。
(5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
(55)《平寇志》卷三。
(56)同上。
(57)《绥寇纪略》卷六。
(58)同上。
(59)《郝太仆褒忠录》卷二，《熊理院回扎》。
(60)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一八一页至一一八二页。
(61)《郝太仆遗集》，又见《郝太仆褒忠录》卷二。
(62)《郝太仆褒忠录》卷二。
第六章 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和杨嗣昌督师的惨败
第一节 剿饷延期和加派练饷
崇祯十年，朱由检在加征剿饷的诏书里曾经说过：“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杨嗣昌的“三月平贼”（十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二月）计划却无法兑现。农民起义的烽火虽暂时受到了遏止，但距离统治者希望的“荡平”还远得很。设想明廷会恪守诺言从此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要继续用兵就要继续征饷。朱由检忸怩作态地表白一番不愿“失信”于民之后，就在“勉从廷议”的幌子下决定剿饷延期⑴。
到崇祯十二年，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形势仍然没有多大起色。廷臣们归咎于兵虽多而不精，提出了抽练边兵的建议。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决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三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⑵按照这一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朱由检一想到手头将有这么一大批精兵，实现“制虏灭寇”的宿愿自无问题，于是欣然报可。
这时，副总兵杨德政又想出了一着高招。他认为“流寇”之所以难平，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流动不居；要想“灭寇”，关键在于加强地方武装。因此，他建议地方政府实行“裁练”，具体说来就是府裁去通判，设练备一职，品级相当于官军的守备；州裁去判官，县裁主簿，添设练总一职，相当于把总级别。练备、练总隶属于知府、知州、知县，专门负责训练民兵（或称乡兵）；民兵的任务是捍卫乡土，不得调往他处。并且规定数额，每府练民兵一千、州七百、县五百。这个方案得到朝廷的欣赏，杨嗣昌提议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然后推广到其他地方⑶。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有的官僚耽心赋税有增无已，势必导致农民逃亡增多，甚至“驱民为盗”。杨嗣昌却鼓动如簧之舌说道：“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⑷崇祯十二年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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