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慕尼黑协议刚一签署，人们就觉得不会打仗了，结果一年后德国就开始打波兰；拿下波兰以后，人们认为战争就此结束了，但第二年德国就开始了西欧战役；在西欧战场把法国打垮，把英国人赶回岛上以后，人们相信战争不会扩大下去了，结果一年后又开始打俄国人……，德国老百姓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我问：“您到德国投降时也不过是17岁。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您是怎么被卷进去战争的呢？”
哈帕赫说：“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时就有毛病吗？”
老人拍拍右腿说：“我在很小的时侯患了小儿麻痹症，后遗症造成了膝关节后软组织挛缩，导致终身的关节屈曲障碍，说白了，就是一辈子的瘸子。按理说，像我这样的身体条件别说是打仗，在后方还需要别人关照呢。”
“那您为什么也会参战呢？”
“我其实不必参战，但我认为自己也有一份保卫国家的责任，所以就主动报名去当'空防助手'。原本我特别担心会遭到拒绝，没想到学校还真得批准了，部队也真得就收了我！就这样，作为一个未满16岁的残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进入了海军防空部队的协防行列，被派到东弗里西亚群岛去操作105毫米口径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国投降前的两周，我被正式编入了海军炮兵部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一个瘸足的残疾孩子不仅被送到前线，而且还会成为一名正规军的士兵？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联想到老兵奥克尔在战争后期见到的“老头连”、“聋子营”、“胃痛营”……德国军队在“二战”后期的兵员质量的惨状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问：“这么说，您参战的时间总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您打下过敌人的飞机吗？”
哈帕赫说：“高射炮是'集体项目'，不能说哪个人打下过多少飞机。我所在的连队总共击落过11架美英空军的飞机。同时，我们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负伤的代价。”
我又问：“面对这样的战争代价，您觉得应该怎样总结这场战争的责任呢？换句话说，有些'二战'老兵一直在主张重新评判战争责任，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哈帕赫说：“每一场战争都存在责任国，但确定责任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用'这一方正义，那一方非正义'这样简单的方法来界定是非。比如说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敌对的各方都不是绝对正义的。不过，任何一场争斗都存在着主要责任方。'二战'因德国而起，这个主要责任是德国无法推掉的。承认了这一点，历史的这一页就要翻过去。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总想好好说道说道'二战'胜利国的责任，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面对已经发生的战争灾难，人们更应该操心的是如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这场战争的代价中看清一个国家的行为准则，知道今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以后会怎么样。”
我说：“向前看的基础是了解历史，了解历史的前提是搞清历史。德国在这方面总体做的不错，所以成了'欧洲家庭'的核心成员。您觉得日本有可能在亚洲发挥类似的作用吗？”。
哈帕赫笑了：“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见的时间内。带动欧洲走向联盟的火车发动机是德法合作，可谁都知道这两个国家曾经是上百年的死对头！德国人在战后是一点点站起来的，最后达到了和邻居们目光平视的高度，靠的是什么？就是认错、赔偿、合作。亚洲要走联合的道路，没有中日的联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对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都不认账，又怎么会做到和中国联手推动亚洲一体化？要想得到掌声，仅仅露出笑脸是不行的，还要拿出让人家欢迎的行动！”
战乱中的“女党卫军”
自1871年德意志第一帝国诞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孔武强悍的德国军队历来是男人的世界。但是，这个历史到了第三帝国时期被改写了。
1935年5月颁布的德国“国防法”在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每个德国的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同时在第二款里又规定：“每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在战时均有超越兵役为国服务的义务。”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应该把义务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谈。难道女人在和平时期就不必为国服务了？本来没有当兵义务的女人又如何在战时和男人们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严于语言修辞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释是，准备打仗的德国要给战时的人力资源预留出最大的合法的开发空间，同时又不愿意过早明确具体的形式。
具有“一战”经验的希特勒深知的一点是，以德国男子的数量规模根本不可能胜任一场称霸欧洲和东扩疆土的大战。一旦开战，德国一方面要在兵源上倾全国男丁之力，另一方面，凡女性胜任的非作战类军中岗位，应由女性占据，借以释放更多的男子用于前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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