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６月１５日，里宾特洛甫曾告诫匈牙利首相，要采取步骤保全匈牙利的边界，因为“最迟到７月初”
希特勒大概不得不对苏联政府提出一些要求，其结果难以预料。这样，在发动进攻以前，纳粹政府已经动员了两个卫星国家的军队，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稍微透露了一点自己的意图，而同时仍然故意把自己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蒙在鼓里。舒伦堡在莫斯科于６月２１—２２日的午夜收到德国对苏联宣战的文本，柏林指示他立即把文本递交莫洛托夫。在柏林，此项宣战文本于６月２２日上午４时由里宾特洛甫交给杰卡诺佐夫。而在６月２１—２２日的夜间德军已在全线发动进攻了。
里宾特洛甫对杰卡诺佐夫说，“他对于德苏关系中这一发展十分遗憾，因为他特别作了一切努力想使两国之间的关系较好一些。但不幸的是，事态表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冲突的势力超过了常识，而他这个德国外交部长却是把希望寄托在常识方面。”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并不是表里不一。另一方面，希特勒在表示感到宽慰时，也许是同样地心口如一——象他在６月２１日写给墨索里尼的一封私信里以及在６月２２日上午的广播声明中都表示的那样。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写道：
自从我经过思想斗争作出这个决定以后，我又感到精神舒畅了。和苏联的合伙关系，尽管我完全有诚意要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却还是常常使我非常厌烦，因为我总觉得这样做有些违背我的全部历史，我的思想和我以前的义务。我很愉快，现在解除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后来他在广播中宣称：
直到现在为止，我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一再保持缄默。现在已经到时候了，继续坐视不动，不仅是一种无所作为的罪过，而且是对德国人民甚至对整个欧洲的犯罪行为。今 ４０６ 天大约有苏军一百六十个师面对着我们的边境。几个星期以来，侵犯我们边境的事件经常发生。……这使我们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来对付象犹太人似的盎格鲁－撒克逊战争贩子，以及在莫斯科这个布尔什维克中心的同样象犹太人似的那些统治者所策划的这一阴谋。
但是，宣战声明的语调——和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一样，是一种诉状式的自我辩解——显示出希特勒的宽慰感中含有焦虑的成分，在为这一大规模的新侵略行为的道义基础担忧。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据加芬库说，莫洛托夫问舒伦堡，大使在６月２２日黎明时对他宣读的柏林文件是不是宣战；舒伦堡回答说，他知道的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于是莫洛托夫说，这就是战争。德国飞机刚刚轰炸了大约十个不设防的村庄。难道舒伦堡认为俄国人应该挨炸吗？
莫洛托夫的公开声明，和希特勒的一样，在６月２２日上午采取了广播的方式。他宣告德国军队已经越过边境，德国空军轰炸了日托米尔、基辅、塞瓦斯托波尔和考纳斯四个城市，炸死和炸伤二百多人。他又宣布有来自罗马尼亚和芬兰境内的空袭和炮击。他谴责这种“无比的背信弃义”，但又小心地指出应该对此负责的人不是“德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是“德国残暴的法西斯统治集团”。他讲到俄国人有抵抗拿破仑的光荣历史。“苏联政府号召你们，苏联的公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团结在斯大林政府的周围， 团结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同志斯大林的周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败，我们必胜。”
附录１：俄一德的经济交易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３日至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俄德的经济谈判以及两国于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９日（在它们签订政治协定前四天）达成经济协议的经过，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已有记述。这些谈判一开始就是谨慎从事的，并在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１日曾根据德４０７方的提议中断过，一部分是因为这些谈判在波兰和西欧引起的政治反响，一部分是因为德国人觉得俄国的要求太多，不合他们的口味。然而，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９日的经济协议终于达成。因为到那时候政治局面已经有了迅疾的和激烈的变化。希特勒和斯大林一经拿定主意，认为一项以波兰和西欧国家为牺牲的政治交易对德苏两国都有利，他们就准备不顾世界上其余的人怎样看法，而且要使他们各自的迫切经济需要服从一种高于一切的“生存的理由”。然而，一些利害攸关的经济问题，对双方来说，却一点没有因此而失去其内在的重要性：并且，由于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９日达成的经济协议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仅仅一笔带过，所以它们立刻又重新出现了。
结果是一番拖得很久的激烈的讨价还价，在谈判过程中，俄国和德国的经济专家不得不把一些最困难的问题交还给他们的上级去解决。这种强盗之间讨价还价的记录，读起来比通常高尚体面或者半高尚体面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经济交易的故事更有趣味。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９日的协议以后的俄德经济谈判中，双方彼此完全不信任——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彼此都决心要尽可能胜过对方，并且准确地估计到对方也同样地心怀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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