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监督，其实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借款的用途，也包括对幕府的财政监控，以确保幕府有财政稳定有偿还的能力。
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明朝已经插手江户幕府的财政和事务。
在借款条约确定之后，第一批银元随即装船出海，与此同时明朝锦衣卫也得到了一笔银元，用于在日本活动，收买一些有威望的日本人，开始鼓吹汉文化，吹捧明朝。
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王彦觉得对其他地区，也可以进行此种策略。
不多久，王彦便举一反三，给锦衣卫再次追加了一百万银元，用于此种宣传。
锦衣卫拿到经费之后，动作迅速，朝鲜，广南三国，以及南洋各地，都有拿着锦衣卫的钱，专门吹捧明朝和汉文化，挑剔和批评本族文化的当地人物。
朝鲜要说是汉化最重的番薯，自己就号称“小中华”，可这还是不够，朝鲜的汉化并不彻底，很快便有朝鲜官员，开始批评起世宗大王创造的彦文。
这个彦文本来是为了让朝鲜人更好的学习汉字，不过他毕竟也是一种语言。
如果哪一天朝鲜民族主义起来，那彦文原有的作用和目的就可能发生变化，反而会成为去汉化的工具，权衡利弊，这个也在打击范围之内。
王彦舍得花这么多银子去做这件事情，让人鼓吹汉文化，贬低周边的文化，就是想让整个东亚地区，都心向汉化。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他们完全汉化，怕是要百余年的时间，中间明朝实力衰退也许还会出现反复，不过一旦做成，无疑会完成文明的大扩张。
这很难，好在明朝文化和武力两手都硬，本身就是各国学习的榜样，所以还是有可能完成这一点的。
彻底的汉化并不容易，不过只要初步的成效出来，明朝就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吸附力，利用各国对大明文化的向往和崇拜，把他们牢牢吸附在身边，使得大明坐稳东亚中心的宝座，而这一点，王彦活久一点，应该能够看到。
从格局上来讲，东亚各国相互争斗，只会让欧罗巴得利，也会让他们乘虚而入，扶持几国来牵制大明，而如果大明朝能将周围各国的力量整合，那大明朝的势力和影响，便会迅速向外辐射，不可能再被任何势力牵制。
在王彦布局文化方面的长久战略时，对于与大明竞争东亚霸主的金国，明朝也终于出手了。
1657年，金永章十年九月初。
从永章九年初开始，金国棉价和棉布价格已经猛涨了一年半的时间。
此时一亩棉田的收益已经是麦田的三倍左右，金国境内掀起一波疯狂种棉的风潮，长安附近的纺织作坊，也爆炸式的增长了两倍多。
金国方面虽然对于种棉进行了一些控制，但是由于金国朝廷和政权的结构，这种控制却没有起到效果。
一般的情况下，能多出一成的收益，人就已经动心，多出两成的收益，那人们就已经蜂拥而上，要是多出五成，那冒险也得干，要是多了一倍的收益，律令都不算事。现在多了三倍的收益，金国从大族到百姓，便都已经疯狂了。
虽然金国朝廷下令，各县的棉田不能超过麦田的三成，上等的好田不得种棉，但事实上金国朝廷根本管不了那些大族，还有各地的军阀，就连普通的百姓也都冒险种植棉花。
他们赚着种棉的钱，交着种麦的税，各地方官府与当地大族勾结，只要他们交税，也没有多管。
各县上报给金国朝廷的说法还是本县三成棉七成麦，但实际上棉田的规模早已超过了七成。
这本来是天衣无缝的，长安的金国朝廷，从账目上查不出问题来。
不过到九月间，要交秋粮时，金国国内的粮价却一下涨了一倍，便引起了户部尚书虞胤的注意。
在虞胤看来，关中平原虽然出现大面积的改麦种棉的情况，但是随着玉米和番薯开始在金国推广，金国可耕种的旱地面积增加，玉米和番薯的产量，完全能够弥补种棉后，粮食不足的问题，粮价应该维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品，可现在到了交粮的时候，粮食一下涨了一倍，那就说明粮食减少，有些不正常了。
作为户部尚书，虞胤对于金国麦子、玉米、番薯的亩产，都十分清楚，也知道金国水田、旱田、上田、下田的面积。
有户部记录的田亩资料在，他是能够大概算出金国粮食的产量变化，得出来的数据，就是粮食产量应该与去年持平。
一开始，虞胤以为是户部算错了，如果是那样，金国朝廷就该调整政策，增加麦田的种植面积，但是他让户部的官员将数目从新计算了一遍，却发现并没有计算错，粮食的产量应该与去年持平。
这让虞胤起了疑心，令人下去调查，没多久就知道了原因。
原来是有些大户将规定种麦的田地，也种了棉花，等到要交秋粮时，他们便从市场上购买粮食来交秋粮，自然造成了粮价的上涨。
对于他们而言，粮价就算涨了一倍，相对于涨到三倍的棉价，他们还是会大赚一笔。
金国的世家和军阀政治，让这些人在地方势力强大，朝廷收的税和粮食反正没少，虞胤也就没有发现问题。
长安以东二百多里的临潼县，坐落于渭河南岸，处于富饶的渭河平原上，有良田数万顷，他与渭南、咸阳是金国产粮最多的三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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