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自古就是靠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来影响周边蛮夷，而影响辽的正是许多人眼中的弱宋。
宋这样一个朝代，为何能存在三百多年？崖山之时，为何有十万军民，愿意为这个朝代殉葬，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向往汉唐，但“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是否是百姓想要的生活呢？
蒙元灭宋，用了四十多年，灭同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用了多久，现代成为主流文明的西方人，同样干不过蒙古人，宋的灭亡，不是因为宋的落后，而是因为宋更为先进。
历史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看历史会发现，在近代是落后就要挨打，但在火器和粮食产量提升之前，确实谁先进谁挨打。
有人说，宋的版图小，满清的版图大，我觉得他多少占了一点时代的便宜，他正处于一个游牧民族生产力提高，丧失战争欲望的年代。
这时不仅是东方，西方的游牧也一起不行了。
中华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北统南，大体而言是因为南方的生存条件更好，人们没有战争的欲望，战争成本高，而北方相对而言，战争成本低，战争欲望更为强烈。
王介之听到这里点点头，“君臣之争，在赵宋时，确实得到了解决，蒙元灭宋之后，蛮夷之邦，无法理解宋制的精髓，改中书省集权，设左右丞相，等于又回到了隋唐之前，结果蒙元入主中原百年，权臣辈出，除了开始的元世祖和逃入漠北的顺帝在位时间长一点，各坐了三十多年江山之外，蒙元中间短短三十多年，却历经十帝，基本都是被权臣所杀，平均三年一换，可谓混乱不堪。”
王夫之也说道：“蒙元之祸，对我大汉而言，确实是一场灾难，使我中华道统中断百年。太祖皇帝逐蒙元出中原，虽号称继承宋制，但实际上百年隔绝，宋制如何，已经很难效仿，大明实际上是承接元制，所以太祖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此后太祖集权于一身，整个中华制度，其实走向了歧途，不过后来设置内阁，又转了回来。士衡是想，恢复宋制吗？”
王介之眼前一亮，“有宋一朝，被杀的一品大员，只有张邦昌，岳飞两人，而岳飞还是武将。若复宋制，君臣制衡，我王氏一族或许能昌盛百年。”
王彦摇摇头道：“历史向前发展，彦虽崇尚宋制，但宋毕竟灭亡了，既然宋亡了，那就说明宋制也有很大的缺陷。这就是我要说的中央与地方，朝廷与武将的关系了。”
第388章 存孔孟斥儒术灭理教
明朝走到现在，肯定需要改变，但治国如治病，必须先明病理，查其究竟，才能对症下药。
明朝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与太祖皇帝最初的国策分不开，宗室人口的问题，阉竖的问题，商业的问题，以及皇帝与士绅阶层对立的问题等等。
当一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那其他各种问题就会跟着出现，皇帝集权，官僚内部间的制衡，转化为皇帝与文官的对抗，皇帝为了引援，只好拉入太监，这是一条逻辑线，形成明朝独有的政治特色。
王彦这时继续说道：“宋朝在君臣制衡方面已经接近完善，但其在军事上，强干弱枝，对武将的压制，也造成了宋朝的败亡。彦的想法是借鉴宋制的君臣制衡之道，改革大明的内阁制度，并且适当提升武将的地位。将大明改造成富比赵宋，强比汉唐，传承万世的大帝国。”
“赵宋君臣共治，大臣与君上亦师亦友，确实令人向往。”王朝聘开口道：“前些天我查看史书，见宋代侯延庆的《退斋笔录》上有记载，宋神宗时，打算将一名犯罪的转运使处死，宰相却反对，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良久后说：‘可与刺面，发配远恶处。’门下侍郎惇又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理由反对，最后神宗只得作罢，皇帝感叹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大臣们则称，‘如此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若我大明朝君臣之间，能够如此，那就是我士人之福，我王氏之幸。”
王夫之看着王彦却提醒道：“君臣之争，延续千年，如今体制，乃皇权独尊，士衡想要制衡皇权，进行改革，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到时不仅是皇帝，还有大批理学士人也会出来反对，但凡革新，都需要有思想，理念来吸引同道之人，士衡的革新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是推动一切的源头，自礼崩乐坏以来，春秋之际，百家争鸣，那是中华民族思想最为辉煌的年代。
无数先辈，为了整个文明的出路，并发出无数思想的光辉，但大体而言，春秋之时，还是儒、法、墨、道四家争雄。
彼时儒家思想，讲仁者爱人，民贵君轻，让国君施行仁政，孔圣人也说他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可见儒家思想在列国纷争的春秋并不受待见。
墨家思想主张“上贤”，“兼爱非攻”，可以说代表社会底层的墨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不受统治者待见的思想，“上贤”的意思是让有才能的人来做官，恨不得国君都由大家一起推举，这与今天的民主选举有点像，“兼爱非攻”则是大家之间要有大爱，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
这样的思想，虽最符合普通民众的利益，但显然最受统治者厌恶，在历朝历代都要受到压制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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