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能够左右政局的，一共就只有，外戚，宦官，士族，勋镇，皇权，这么几大势力，其中从历史经验上看，外戚、宦官、勋镇，这是对王朝最大的危害。
中国历经千年斗争，两汉的教训，唐的教训，外戚、宦官不能用，勋镇也就是武将也必须关在笼子里，加以限制，否则唐末以来乱了几百年，归其原因是什么，不就“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武将失去约束了么？
说赵宋制度达到了古代中国的极致，就是因为他基本解决了外戚、宦官、勋镇的问题，而士这个阶层，相对于其他几个阶层，他对皇权的威胁最小，同时又能约束皇权。
古代虽说号称家天下，似乎整个江山都是皇帝的，皇帝就该爱护整个天下，带着整个王朝向前，但其实一个成熟的皇帝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坐稳天下，忠臣、奸臣、黎明百姓，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奸臣有用，他们也会用，忠臣威胁到他，照样要杀。
士大夫这个阶层，虽然依附于皇权，但与皇权又是对立的，皇权是要家天下，士大夫则认为天下可不是皇帝一人的，皇帝要乱来，士大夫有责任约束，所以宋代君臣共治，士绅百姓的生活，也是历代之中最为幸福的。
后人可能觉得宋代比较屈辱，那宋人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崖山一战，十余万人投海而死，如果他们不热爱这个朝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殉葬呢？
皇权发展到极致，对于天下是无益的，这点明初推行八股，禁孟子，就已经显现出端倪，但内阁的出现，还是有文臣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可等到了满清之时，中国历史上一直对皇权存在约束的士这个阶层，在满清的屠杀和经历空前的文字狱之后，其思想已经不能再称为士大夫，基本都成了犬儒，已经不是传统上能约束皇权的儒家，所以满清时皇权发展到极致，满清统治者要“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天下间即便有人反对，也无法约束。
眼下的大明朝廷内部，随着宦官势力的出局，由文臣和勋镇势力把持朝政，而勋镇与文臣之间，其实是对立争斗的关系。
历史上的南明朝廷也是如此，勋镇与文官之间，勋镇与勋镇之间争斗不休，这都是因为本来稳定的系统破碎之后，各个势力之间无法找到平衡所至。
此时大明内部，还没有出现历史上的那种混乱，其实是因为王彦这个特殊身份存在，他首先是勋镇之首，武将都被他压制，其次他又是实实在在的举人身份，被文官认可，有长远的战略目光。
这样整个朝廷，达到了一个平衡，双方之间能够通过王彦，可以相互妥协，有这么一个调节矛盾的存在，但这只是隆武朝廷内部的局势，还有外部的诸多势力，还没有算进来。
不过朝廷内部既然达到了平衡，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都不希望有第三种势力进来搅局，内廷司礼监，肯定是要被打压的对象。
司礼监这个机构，设置于宣宗时期，为的是牵制内阁，但他一出现就注定是会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存在，司礼监大太监一度成了朝廷的最高实职，刘瑾，魏忠贤都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独揽军政大权。
庞天寿出任司礼监大太监之后，自然满怀期望的想要揽权，但是他却发现朝廷大权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以王彦为首的勋镇和外庭文臣手中，军政大权早已归属划分完毕，他动不了任何人的利益，加上皇帝并不支持他，所以司礼监大太监基本成为虚职。
本来庞天寿见没有机会，也就不再去想，老实伺候皇帝，但随着朝廷局势越来越好，大批官员开始来到广京，而且都是有品级的官员，但这时隆武朝廷内主要的实权职位，基本已经被人把持。
这些新来的人之中，一些有能力的被任用，一些则没有得到好的职位，这帮人打仗不行，干实事也不行，内部争斗却是一把好手，左懋第和苏观生这样的实干派，自然不用他们，这些人也就难免心生不满。
庞天寿见文臣集团内部又有分裂争斗的意思，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稍微收拢就拉起了一帮人。
就在这是，王彦东征的消息传人桂林，这对大明而言是好事，但在桂王监国政权看来，就不同了。
本来现在隆武政权就蒸蒸日上，桂王政权却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如果王彦东征胜利，那桂王政权岂不更加没有希望。
这种担心，使得桂王一派生出了要离间隆武君臣的意思，所以派人前往广京一边行间，一边尝试拉拢隆武朝廷内部的大臣。
庞天寿虽然纠集了一些文臣，但是势力还达不到挑战外庭的地步，而这时他手下的文臣丁时魁、金堡等人，因为与桂王派来的袁彭年相熟，很快就被拉拢，然后又把袁彭年介绍给了庞天寿。
此时隆武皇帝，因为操劳过度，身体日渐消瘦，时日无多，庞天寿想着按着之前唐、桂、鲁，三方的约定，最后继承帝位的极有可能还是大明法统上的继承人桂王，遂即立刻与袁彭年一拍即合。
第490章 挑拨离间
这时在隔间里，酒保已经端上酒菜，庞天寿拿起筷子吃起来，另两人一人正是桂王那边的左都御史袁彭年，一人则是隆武朝廷的理科给事中金堡。
袁彭年听了庞天寿的话，却没心思吃酒，整个桂王朝廷，就盼着隆武皇帝赶快升天，好扶桂王上位，可听着庞天寿的话语，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却准备让唐王接位，他能不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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