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克由于斥责纳粹发动的反对司法独立的运５６１动，早在一年以前便已失去了希特勒的宠信，因此他的请求未见得会比希姆莱的请求更受到重视。但是，即使他的呼吁获得成功，当然为时也太晚了。从１９３９年最初入侵波兰以后，弗朗克、希姆莱和戈林所推行的政策在这几年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累积的影响。实际上，到这时候，任何可以设想出来的政策还会对波兰人起一点点作用，那是很可怀疑的。波兰人通过在德国人手下的经验，对德国人理所当然怀有的仇恨已在受压迫的民众中间扎了相，并且加强了大家共同抵抗的决心。从这时起，德国占领的历史就是一部德国当局和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复性暴行和反报复性暴行的历史，而暴行的残酷程度随着红军向东欧的挺进也日益增长。
第三节波兰地下国和国家军
如果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在１９３９年９月瓜分波兰以后，指望波兰人对占领当局会俯首帖耳地服从，那么他们真是过分低估了他们那些受害者的气概和决心了。因为波兰人有着搞秘密活动的传统，这至少在三次瓜分波兰时就有了，同时地下斗争的技巧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发展。他们习惯于采取种种无声无息的反对办法去应付德国和俄国的统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波兰的大多数英雄，包括约瑟夫?毕苏茨基在内，全是因为在地下战斗中的功绩而受到波兰人的爱戴。所以，在战争的初期，波兰人竟能在那次大战问的波兰全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下活动组织，并加以巩固，使之成为一个完全拥有政府备部、议会及军队的秘密国家，而这些政府部门、议会及军队全隶属于波兰流亡政府，并同它保持着联络。这并不出人意外，虽然当时在盟国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在１９３９年遭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入侵以后，波兰人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组织了许多独立的地下部队，继续同占领国家进行斗争。主要的部队是由前波兰国的四个主要政党组织的。农民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即农民大队）在农村地区实力最强，他们代表德苏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民进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社会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则在市区和工业区比较活跃，因为有组织的工会和合作社战前在那些地方就是有影响的。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团体外，国民民主党和大主教民主党也都有它们独自的政５６２治组织和军事组织。
在大战开始后不久，几个仍然留在波兰的军官，包括“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上校在内，从西科尔斯基将军那里接到命令，要他们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独立的部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这就是刃不可当的波兰“国家军”的由来。到１９４４年华沙起义的时候，它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三十八万人的兵力，而在组织方面则和独立的波兰的行政区相符合。这个军事组织最后同一个民政机构和“政治代表组织”配合起来，置于流亡政府派来的一个代表的权力之下；整个结构通过无线电和信使同伦敦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联络。如同信使之一卡尔斯基后来说明的那样，波兰秘密国家的目的是要使战前存在的波兰（即以１９３５年宪法为基础的波兰）延续下去，并且要维持政府的行政结构，为最后的解放作好准备。如果这意味着波兰人坚决不承认德国或俄国的占领，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以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的领袖们坚决认为，战后的波兰政府应该具有同１９３９年９月以前执政的政府迥然不同的政治性质。
这个秘密国家是通过那个“政府代表”和派驻波兰各个地区的代表来行使其行政权的。每个地区设有十二个处，相当于波兰流亡政府的那些部。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后升为将军）本人就归伦敦的波兰军队总司令指挥。地下国家的统一则是通过四大政党——社会党、农民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而实现的。这些政党都有代表参加那个地下“政治５６３代表组织”或波兰的议会，另有代表参加伦敦的流亡政府。据卡尔斯基说，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帮助维持民众对占领国家的那种决不屈服的态度，并消灭所有通敌分子。虽然各种政治力量的合作是相当牢固的，足以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始终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几个主要政党中，有些派系甚至在早期就不赞同地下组织领导人们的政策。尽管这些政党在为国家军提供人员方面进行合作，他们仍然对各自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保持自行控制的权力。
这个秘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通过它的种种洁动便显示出来，其中有些活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例如，有组织的教育竟能在地下进行，尤其鉴于一旦被发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惩罚，所以这看来几乎是不能相信的。然而，在小学德意志化，中学和大学又被德国人关闭以后，波兰人继续按照波兰的传统教育他们的子女——就当着盖世太保的面，秘密地开班上课和举行考试。这个波兰地下组织和国家军中的其他各种活动是设有秘密印刷厂，它在整个大战期间继续印行了许多种出版物，还有国家军生产武器的秘密工厂。军事法庭为审讯战犯和纳粹头于而行使其职权，许多死刑判决都执行了。从一致抵抗德军的态度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坚强不屈的程度，后来使波兰人可以夸耀说，他们是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一个吉斯林的唯一国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着重地指出了国家军和大战前的波兰陆军之间的区别。他说，以前，军队的骨干是由职业军人的一个核心组成的，他们不参与政治，也不加入政党。可是，国家军的政策是，允许每个士兵只要在共同斗争中始终服从总司令的命令，就有尽情从事他疥挑选的政治活动的全部自由。然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提出的这个政策，大概主要是出于５６４需要而不是由于自由原则，因为“博尔’是一个属于波兰贵族传统的军官，类似于支持毕苏茨基在政变后独裁时期执行的萨纳恰政策而后来又自行接过控制权的“那些将军们”。他对于各政党给予的支持的依赖迫使他把自己的立场改变得比较符合于他们的政治观点。然而，举例而言，存在于“博尔”那样的军官和组成农民党军队的那些人之间的社会大鸿沟，使他们的合作在大战期间一直都很困难，最后终于导致农民党军队和国家军领导之间的严重分裂。可是，暂时博尔一科莫罗夫斯基却同各政党进行合作，并且执行着流亡政府中各党领导人的命令。因此，单就其军事行为而言，他同秘密国家政治领袖们的政策，或者同西科尔斯基将军，都并无矛盾，西科尔斯基将军希望波兰在这次战后具有牢固的西方意义的政治自由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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