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会议举行时，人们普遍抱着乐观的希望，但安全理事会在1946年取得的很差的成绩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由于各大国公开进行激烈的争辩，国际合作肯定不可能实现。然而，联合国大会却能够作出相当好的成绩。在大会开会时，各大国也互相严厉地指责和尖刻地反驳，但从1946年10月23日到12月16日，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继续举行第二部分会议时，尽管俄国作梗，会议仍然取得了若干可能是重要的成就。任何大国都不能运用否决权使大会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作为达成国际性决议的渠道，联合国大会变得比安理会更重要、更独立，也更能发挥作用。如果安理会的成员能精诚合作，那末情况就不会如此了。事实上，各大国却公开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小国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决定；假如它们面对的是团结一致的大国集团，那就不可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了。
但在某些问题上，大会的辩论同安理会的辩论相仿，而且同样没有效果。大会详细探讨了接纳新会员国、裁军以及对西班牙的政策等问题，结果只采取了一个明确的步骤，即于1946年12月1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的会员国同佛朗哥断绝外交关系。大会也讨论了世界粮食匮乏、安理会中否决权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南非印度人的地位等问题，不过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在组织方面却取得了比较踏实的成果。大会批准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难民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达成的协议。在这些“专门机构”中，有些是新成立的，有些是从国际联盟或战时谈判中沿袭下来的，它们都备有基金，并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有权设法逐步解决问题或增进国际协作。一个类似的成就就是建立托管理事会，并批准若干托管协定，指导过去国联管辖下的委任统治地的行政管理。
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管制原子能的问题——在1946年这一年中始终悬而来决。原子能委员会于1946年1月24日成立，6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美国和俄国的代表各自提出了关于国际管理与管制原子能的建议，内容截然不同，但双方完全无法达成妥协这一点，一时还看不出来。
美国人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原子发展管理局，负责管理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各项原子工作。此外，该局还有权视察和批准原子能的一切其他用途，并有责任促进旨在使原子能供和平用途的研究工作与发展工作。这项建议中有一个要点是，美国要求废除任何一国的否决权，以便在任何国家违反协议而生产原子武器时，能立即自动地加以惩罚。至于美国本身的原子弹，它们将听凭新成立的国际管理局处理，而且一俟适当的国际管制制度建立起来，美国将立刻停止进一步制造原子弹。
俄国人则建议订立一项国际协定，以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并使各签字国有义务销毁已存在的原子弹。俄国人还建议成立两个国际委员会，一个主管各国原子研究的科学情报的交流，另一个防止原子能被用来危害人类。后者应拟订采取制裁的适当办法，以对付任何一个把这种新能源用于军事用途的国家。
这方面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即应在国际管制实现以前宣布原子弹为非法并加以销毁呢，还是应在以后。除此之外，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对于在军事方面制造原子武器这种行动，应采取何种制裁才能使俄国人同意。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初步协商后，决定把国际管制原子能是否可行的问题交给一个技术小组去研究。后者探讨了可能用来侦察和预防在军事上使用原子能的各种方法。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后，该小组认为从技术上讲，有效的管制肯定是可能的，并提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应采取的种种方法。
这又使这项问题的讨论回到了政治舞台上。苏联会接受怎样的国际管制呢？1946年12月间，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明确地声称，由苏联政府看来，否决权应扩大到任何国际原子能管理的活动范围内，而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则坚持要废除否决权，“即使只有我们赞成这种主张的话”。
尽管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原子能委员会在那一年年底仍然能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其中包括实质上同美国提出的建议相仿的国际管制原子能的建议。1946年12月30日，当委员会就这份报告投票表决时，苏联和波兰的代表仅仅弃权，并未投反对票。这似乎暗示，俄国并不那么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方案，以致可能在美国建议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磋商。虽然没有达成协议，往后还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直到1947年，这一问题才陷入无可挽回的僵局，当时冷战已扩大到了苏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各个领域里了。
第四编 感想和总论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发展
第二节 英美关系的变化
第三节 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第四节 阐述一篇伟大的神话
第五节 促进社会革命
在大战进行期间，对军事安全的要求以及审慎的官方政策，使大同盟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分歧缩小了。到了战后，无论在俄国或是在西方，针锋相对的看法变得十分普遍——关于战时经历的阐述，双方都声称大同盟的伙伴处心积虑地使用了欺诈与阴险的手段。事实的真相显然是介乎这些极端的说法之间。战时三大盟国的内部磋商，既没有一味用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诡计，也不完全象同志般的开诚布公、互相信任。然而，1952 年(作者撰写本书时)距离这场大战还太近，任何人都无法充分地了解大同盟的真正作用和历史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能获得的资料不足，尤其是缺乏俄国方面的可靠资料，同时也因为时间还隔得太短。惟有善于利用事后的洞察力才能意识到大同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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