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从舒尔茨和取代他任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的回忆录中断章取义摘取的文字，使我国某些研究者，包括如А.乌特金教授这样相当严肃的研究者，都有根据地得出结论说，我国领导人过于信任美国对手，表现不够坚定，甚至感情用事，而美国人决不会这么干。总之，“失去了警惕性”。我也曾不得不回答这些指责。我作为实际上苏美领导人历次会晤的目击者可以指出，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谈判非常具体，双方都很强硬，更不用说我方的谈判立场是由经政治局批准的早先拟就的指令确定的，戈尔巴乔夫从来不违背这些指令（不仅如此，有时，如在雷克雅未克，他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为了摸清对手的意图和此后“尘埃落定”时能“具体突破”）。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人与人的信任当然在结束冷战问题上也起了作用。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的相互好感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不再任总统后的时期里，我是他们会晤的目击者。2004年9月15日他们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会见，这确实是朋友们的会见。两个人都信息灵通（布什同美国所有的前总统一样定期得到政府提供的信息，包括内部信息），这一点在谈话中可以感觉出来。但每一个人透过自己的棱镜看正在发生的事，同以往一样，意见并不总是一致。但是我觉得，两位前总统在一点上有着重要的一致看法：现在，在伊拉克事件后，最主要的是要恢复大国在国际关系关键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现在促成这一点的可能性当然不如从前，但毕竟还是有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4)
取代里根政府的美国新政府起先也大肆指责过于信任（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和谈判中不够强硬。新人，尽管还是同一个党的代表，当然总想“独辟蹊径”，这从常人来看很好理解。但是布什政府因此对与苏联的关系“重新作战略评估”，这样做除了丧失时间别无所获。后来连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也间接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回在词语背后（这次是“战略评估”）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我当时已经在外交部美国司工作，在我们的内部争论中坚持在同美国人的关系中采取耐心的路线；我跟我的许多（但并非所有的）同事一样说，应当给他们时间，不要指责他们拖延谈判的进程——不错，这有时在宣传层面上还是做了的。现在事后清楚认识到，我们关系中失去速度的后果是负面的，尤其考虑到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内的局势瞬息万变。可惜直到1989年底才同布什举行第一次最高级会晤，因为要是早一点展示我们两国新的信任和互动程度，这完全可能有助于当时的各个进程，包括我们的国内进程更渐进地、正常地、规范地发展。这个假设当然不能加以证明，而且事实总是事实：到1989年5月美国新政府已经相当准确地弄清了形势，詹·贝克国务卿对莫斯科的访问开始了十分成功的互动。
词语，更不用说口号，不是国家间关系中最主要的东西，但我认为，当时提出的口号“从对抗到合作和伙伴关系”，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形势和双方的实际可能性的。如果当时苏联的国内形势不是那样“乱成一团”的话，可以办成的事会是很多的。双方都有这样的决心。实际上这意味着冷战的结束。未必可以标出冷战结束的具体日期，但大约是在1988年7月里根访问莫斯科（当时他站在克里姆林宫炮王边上说，他不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是“邪恶帝国”）与1989—1990年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几次声明（声明说我们两国不再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冷战从此告终，“烟消云散了”）之间的某个时候。顺便指出，我国某些政治学家和“叶利钦早期”的外交部人士把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等同起来的尝试是没有说服力的。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他的著作中有根有据地明确驳斥了他们。他说，在苏联解体前冷战就结束了，不是以一方向另一方投降的方式结束的，而是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的条件结束的。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俄罗斯的自我毁灭和自我抨击）应由那些不惜一切代价去攫取权力并如愿以偿的人负责。
当然不应该忘记，“冷战”这个概念本身不过是一个隐喻。那些异常轻松地说“我们输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简直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有条件地使用“战争”这个词并没有否定一个事实，即这个时期尽管矛盾重重，但它的主要实质却是为防止能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战争而作的努力。而且战争得以成功地防止了。千万人为此作出了贡献，我们应对他们表示感激，尤其是对那些在矛盾最激化时（如习惯称之为“加勒比危机”的古巴导弹危机时）坚持不懈地寻找摆脱苏美因“军事”手段的惯性而陷入的困境的出路。我以为，对冷战时期的评价——不仅是冷战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问题，而且是冷战的内容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在词语背后的内容比乍一看到的要多得多，在错误的、教条的评价中潜伏着危险的后果。
回过来再谈谈苏联的最后两年。对我来说这是心理上难以忍受的时期。我为谢瓦尔德纳泽的离职感到难过。我当然感觉到他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恶化了，但我为他们两人工作，对他们都有好感，真心希望一切都会过去。结果却并非如此。谢瓦尔德纳泽（顺便提一下，是第二次尝试了）还是辞职了，我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很难受的。爱德华·安布罗西耶维奇在宣布辞职两个星期后（他继续工作了大约一个月，直到最终决定由谁来接替他和А.А.别斯梅尔特内赫接手工作为止），在他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虽然我请求他接见主要是为了讨论我的前途，他却认为有必要向我解释他决定辞职的原因。我在这次谈话后对谈话内容作了详细的记录，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发表这几乎是逐字逐句记下来的文字。现在我只指出，他没有完全说服我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我不仅继续支持戈尔巴乔夫，而且接受他的建议（此前几个月作出的）去当时刚组建的总统工作班子工作的原因之一。我之所以同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总统国际问题顾问班子将由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来领导，而我对他十分尊敬，在最高层会晤时我和他合作得很好。这是我经历中一次新的转折——后来才清楚，这并非最后一次转折，时间也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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