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制度从形成特征和某些重要的特征（私有制、选举）来说当然不同于苏联制度。但它有一些植根于迄今尚未被战胜的苏联和俄罗斯的过去的特点。这首先是我国政权的垄断和别无取代的地位。我们大家都记得1999年的议会选举和那些用于防止政权实际轮转（甚至在当时已形成的精英内部）的“操作法”。2000年前夕总统权力的移交也与正常的民主进程少有共同之处。
当时的事态强化了既成的形势：我国社会疲惫不堪、基本上只关心自身的生存，精英智力低下、道德败坏，国家元首大权在握、至高无上。在这样的制度中，不可能就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进行实际而有效的讨论。依我看，即使总统决策正确，如他在9·11之后和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所作的决策，决策机制本身仍然是封闭的，而对其作修正，哪怕策略上的修正，都是不可能的。
伊拉克危机证明，这样的修正是必要的。俄罗斯原则上做得是正确的。而策略上则并非无可指责。当一知道美国人需要的不是“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而是“更换政府”，就应该寻找不经战争在这一方向采取行动的方案。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现在难说，但值得一试。当时我国的宣传场面相当难看，这无疑是近些年来尤其是在我国电视中建立的“信息安全”和“可控媒体”制度的结果。
对极其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作出决策通常很难，这往往不是在好与更好之间选择，而是在不太好和很糟之间的选择。要是政治精英和新闻界不是实际参与探索最佳方案，而只是试图去猜测总统想些什么，那么他们不是更容易而是更难找到答案。
在未来的岁月里制订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不会更容易。增添麻烦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可以说是美国在当代世界的特殊地位。我们中多数人是在反美酵母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要接受这种地位的事实是不容易的。加上我们自己通过对“单极还是多极”话题乏味又无用的争论加强了这种地位。我们又忘了，这些词语不过是规定的符号、隐喻，对此不必拘泥字面去理解。
要是看看词语背后有什么，那形势是清楚的：美国确实在今天的世界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他们能力巨大，没有一个国家不需要同美国尽可能搞好关系。俄罗斯也需要搞好关系。但是还应该看到另一点：美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但他们并非无所不能。例如，不久前充斥于美国报刊的“惩罚法国”的议论是不严肃的。严格来说，美国也不能“惩罚”俄罗斯，即使我们现在问题很多。这也许是我们最大的王牌——比核武器（核武器一般来说只是北朝鲜之类危险的冒险主义政府手中的王牌）或美国对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时与俄罗斯互动的关注度更重要的王牌。
我们进入了各国最终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或同类的时代。勉强想出某种“我们独特的”东西，如“我们最好挤压一下X、Y或Z”，则毫无意义。建立民主的国际关系体系则肯定符合俄罗斯真正的利益，但这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超级大国美国目前的实力不是将用于追求这一最终目标，就是用于毫无理性目标的军事冒险和意识形态冒险。尽管走向民主的国际新体系的道路还长，还有很多苦难，但运动的向量已定，因为无法设想，各国国内生活必然的民主化能与不民主的国家间关系体系相结合。
俄罗斯的智力潜力使得它能完全平等地参与对真正的世界新秩序的探索。最近的事态告诉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国际法，制定新的安全机制，考虑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分量。即将出现的变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是痛苦的。包括对美国人也是如此，还有许多意外事件在等着他们。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主要的。我们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能力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挣脱“俄罗斯制度”的束缚，切实使我国和我国社会民主化。
我想说一个有点“不恭的”想法：民主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重于决策的具体内容。“过程重于结果。”因为在稳定的民主机制框架内的错误决策迟早会得到纠正，但是即使是开明的极权统治者作出的正确决策有可能迟早会被他本人（因为人是会犯错误的）或被事态的进程所推翻，事态将使不能不断现代化的国家置身于边缘。我以为我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者们应该经常考虑的正是这一点。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与历史争论到底(1)
与历史争论到底
安德烈·格拉乔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所引发的各种事件，不可逆转地改造了从前的苏联社会，对20世纪末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一独一无二的试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的倡导者米·谢·戈尔巴乔夫的精力、政治勇气和他对所选择的民主、法律至上和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暴力的目标的执着。但是在我们大家所经历的事情中也有不少失望、政治动荡和心理震撼，它们的后果对前苏联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了悲剧性影响。
苏联解体和米·谢·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位之后，以及世纪更替，世界充满新的问题，必须由年龄上相当于戈尔巴乔夫的孩子的下一代政治家来解决它们。戈尔巴乔夫以前的所有同事差不多都写了回忆录，脱离了各项事务，他们的名字从报纸上挪到了历史文献中，只有他不想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给人的印象是：戈尔巴乔夫忠诚于写在他盾牌上的口号，并且将其作为1987年所写的一本书的标题——《改革与新思维（我国和整个世界的）》，试图凭借他所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无论如何把他20年前开始的一生中的主要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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