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讲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令人尊敬的和好的一面，但此时人们已不再这样做了。改革迅速变成了革命。
直到今天，当我回忆这段时期的时候，我还感到恐怖，老实说是憎恶。我的一个熟人当时对我说过：“我们这代人的时候终于来了。”确实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正是在俄罗斯，青年没有积极参加当时的事件（在其他所有国家，不仅在中欧国家，而且在苏联的其他共和国，青年人的作用都大得多）。我国的革命是40—50岁人的革命。也就是说，这是此前安静地坐在科研所里和自家厨房里的人的革命，其中绝大多数人为党员。现在这些人的恐惧消失了，他们迫不及待地为他们过去的无所事事、胡说八道、看风使舵进行补偿，把“停滞”时期郁积在心中的一切倒出来。首先郁积的是此前消极的西方主义，现在它突然活跃起来并且变成狂热的反共主义，还郁积了逐渐变成“红色和棕色的”我国的“爱国主义者”所称的“仇俄”情绪。
我认为“仇俄”情绪与“亲俄”情绪（“斯拉夫主义”）一样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在民族的自我意识中与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一样应该存在对自己的爱和不爱。总是陶醉于自己的人，同总是憎恶自己的人一样，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停滞”时期郁积的恰恰是“仇俄”情绪，并且这种情绪大到使它具有了破坏性的形式。民主运动的许多积极分子的激进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正是在出现了民主改造的可能性的时期，许多人，包括我的一些熟人在内，制造了一些民主的噪音，投向了西方，并且在那里落户。显然，他们在西方落户的计划和他们的民主激进主义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种人认为他自己将不会承受他的激进行为的后果。
我当时所称的“狂欢盛宴”开始了。我眼看着安静的“科研人员”或者此前在党内的仕途比较顺利的人，成了可怕的激进主义者。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俄罗斯所有灾难的根源、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主要危险和它葬送了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文章。一个人在1989年还在写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斯大林对列宁的歪曲，但到1990年，当他确信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麻烦的时候，却说正是十月革命和列宁是我国所有灾难的元凶、社会主义和苏联政权不能改革。
所有能够动摇“苏联政权”的东西，都受到欢迎，人们并不为他们的要求完全相互矛盾而感到不安。例如，当时所有人都支持亚美尼亚人把卡拉巴赫从阿塞拜疆手里夺走然后并入亚美尼亚。我记得，在当时有名的“莫斯科论坛”俱乐部里，人们对一个可怜的阿塞拜疆人发出嘘声，因为这个阿塞拜疆人表示他个人强烈谴责苏姆盖特大屠杀，并说在阿塞拜疆也有民主派。谁也不相信他，并且要求他立即承认卡拉巴赫应该属于亚美尼亚。但是领土从一个共和国转让给另一个共和国需要有非常强大的中央。然而当时大家都在要求扩大共和国的权利、要求削弱中央，后来甚至要求解散苏联。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要求是互不相容的。
我至今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些总的来说根本不算勇敢的、在这之前最怕触怒上司的人，在事关国家命运的时候却无所顾忌。例如，人们不怕在苏联解体之后我国的土地将变成前南斯拉夫那样大家相互交战的领土，而且是拥有核武器的领土。美国人显然非常害怕，可我们的人不怕。我现在不可能把一切都想起来，不能一一列举受人尊敬的人所实施的难以想象的愚蠢和不负责任行为，虽然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例子相当多。苏联解体的前景使我感到极端恐惧，我甚至给当时著名的《二十世纪与世界》杂志写了一篇名为《请小心帝国》的文章，我在文中说帝国的解体是一个合理的但是非常危险的过程：当非洲有英国人的时候，不可能有吃人肉的总统，当英国人离去之后，这样的总统就出现了。
我不知道“在上层”、在戈尔巴乔夫周围发生了什么，但有时会了解到一些令我惊慌的事情。我举两个使我完全不知所措的小事，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有一次在亚洲国家研究所参加了对例行的苏联改造计划的讨论。当时提交讨论的是一个由两位青年研究人员起草的计划。这完全是一个连十年级学生也能想出来的幼稚计划：在所有的共和国就自决举行全民公决，如果一个共和国的某个部分表示反对的话，那么在那里再次进行全民公决，允许它脱离这个共和国。我现在有些东西可能搞混了，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可以想象，这样的计划若是突然被以某种方式加以实施，那么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争吵念头的各个民族就会打成一团，苏联的整个土地就会流满鲜血。打算把计划寄给“上级”。我说，计划是幼稚的，不应该把它寄出去以免丢人现眼。但还是把它寄出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得知，这个计划的两位起草者与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战友见了面，十分认真地同他讨论了这个计划，他对他们很亲切。我明白了，作为改革化身的国务活动家的意识也许与由于自由而变傻的初级研究人员的意识毫无差别。
第二个例子。我曾经与一位当时相当重要的人物——一位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谈过话。我说，谁也不知道在苏联的各个共和国正在发生什么，应该迅速建立能够摸清共和国情况的中心。这个人自然把这次谈话理解为我想当这个中心的领导。他对我非常客气地说：如果您想研究俄罗斯自治问题，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相应的机构，给人给钱，但各共和国是另一码事，因为（下面我逐字逐句地引用）“民主化进程将在各个共和国进行”。这句话乍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是其中隐藏的意思却是，这句话意味着对这个人来说（这大约在1990年12月）苏联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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