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是否需要开始改革？”（%）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长大并走上社会的一代人对改革的评价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积极得多。
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根据如今的俄罗斯人对于应否开始改革这一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基础。改革的支持者主要是这样一些社会职业群体：人文和创作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小企业主以及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人。改革的反对者主要是不大活跃的居民阶层的代表，即缺乏专业技能、文化水平不高、大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以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改革对这些人来说意味着破坏他们所习惯的世界（退休人员、农村居民、工人）。
造成人们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并引发对改变的普遍要求的突出因素是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低下，商品和服务短缺。（见表1）
应强调指出，在各个年龄组的受访者中至少有一半人认为，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是要求改变的主要原因。同时，就其他原因来看，年轻人更多强调的是国家经济落后于西方，中老年人强调的则是管理精英的危机，官员享有一系列待遇和特权，而大多数居民却享受不到。
表1：“如果您认为国家需要改变，那么原因是什么？”
改变的原因%
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低下，商品和服务短缺52
管理精英的危机，权力集中在一些年纪过大、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紧迫问题的人手中37
深刻的经济危机31
官员享有一系列待遇和特权，而大多数居民却享受不到30
经济落后于西方29
一党垄断，政治制度危机28
必须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18
社会主义思想威信扫地13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8)
经济军事化7
民族间关系恶化，民族政策危机6
其他1
不好回答8
数字总和超过100％，因为最多可以选择5个答案。
人们普遍关注决定改革必要性的那些极其重要的状况，这本身就有助于使整个社会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改革。大众满足不断增长的、十分自然的需求的愿望无疑是社会支持改革的动力。
社会上的反官僚思潮是促使大众支持米·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重要动因。在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缓慢而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苏维埃和党内官员享有的福利和特权开始引起强烈的愤恨。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先是安德罗波夫改革的尝试受到欢迎，随后戈尔巴乔夫在党和国家干部（包括政权上层）的年轻化和轮换方面采取的行动也得到好评，社会通过这些行动看到或者期盼看到反官僚趋向。
因此产生了相当高涨的社会情绪，有了“自下而上”形成的改革共识。如果认为所有苏联居民都欣然接受改革思想和理解苏共领导人实行改革的最初步骤的话，那就错了。调查表明，从苏联公民今天对改革和改革初期（1985—1988年）的态度来看，基本肯定的占一半以上（54％），否定的占近三分之一（30％）。在30岁以上的年龄组中，支持改革初期的人超过50%（不含60岁以上的人）。现在18—30岁这一代人由于自然年龄原因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1988年之后，俄罗斯人如今评价时提到的改革共识开始破灭。支持改革思想和实践的人数几乎减少一半——减少到25％，而反对改革的人数却增长到67％。今天，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对改革持肯定态度的俄罗斯人略有增加，达到28％，但大多数居民认为自己对改革持否定态度（63％）。当时和现在的反对改革的人几乎一样多，这主要表明，当代现实明显地影响到俄罗斯人对“往事”的看法。（见表2）
表2：“1980年代后5年，苏联社会开始进行改革。请回忆一下自己在改革初期、后期和现在对改革的态度？”
对改革的态度
在改革初期
1985—1988年
在改革后期
1989—1991年
现在
完全支持
23
5
7
不完全肯定，但偏于肯定
31
20
21
不完全否定，但偏于否定
15
34
26
坚决否定
15
33
37
不记得/不好回答
16
8
9
当然，应该看到，现在受访者在回忆和评价80年代中和80年代末的事件时出现一种自然的意识偏差。这种偏差一部分是由于当时的事件和进程被神话化（有些人只记得当时的满腔热情和空前高涨的社会情绪，而有些人只记得空荡荡的柜台和尖锐的族际冲突），一部分是由于许多人把对改革的态度视为鲍·叶利钦及其一班人后来在1990年代实行的破坏性改革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给对改革的态度打上否定的社会烙印的一个主要倾向无疑是，认为俄罗斯社会存在深刻的危机现象和解决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进展缓慢、前后不一。
事后评价改革，可以将当时政权和社会面临的主要选择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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