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如此，这些小共和国还是在苏联的周边，它们的退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留下的8—10个共和国仍占有原来联盟90%的领土、人口和资源，这对于建立新的有生命力的苏联来说已经足够了，甚至有联合在俄罗斯周围的几个共和国就足够了，正如一位曾在几个月后参与取消苏联活动的民族领导人所说，新的联盟可能“由4个共和国组成”。
无论绝大多数居民的意见多么“亲联盟”，1990年春季以后各共和国的命运已经由它们各自的领袖和精英决定了，因为在举行了地区选举后，相当一部分权力从莫斯科转到了各个地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保留联盟，他们在戈尔巴乔夫同9个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土库曼）领导人于1991年4月开始的新联盟条约谈判期间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以新奥加廖沃进程而著称的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关于成立新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协议，所有9位共和国领导人都在拟于1991年8月20日正式签署的条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几个月后便取消了联盟的3个人：鲍里斯·叶利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戈尔巴乔夫让给各共和国的权力超出了他自己所愿，但整个联盟国家、当选的总统和议会以及武装力量和经济在条约中都保留下来。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到：举行完条约签订仪式之后接着就要制定新宪法和进行选举，甚至关于在条约签订仪式上谁应当坐在哪里的争执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还就条约文本专用纸张和纪念邮票达成了一致意见。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6)
这一切表明，关于拯救联盟的新奥加廖沃尝试的失败证明联盟不可改革这一常见的论据毫无意义。谈判是有成效的：它与戈尔巴乔夫的其他改革一样在苏联制度范围内进行，具有在三月全民公决中靠人民选择获得的合法地位和效力，并且是由国家大部分地区得到承认的多民族的领导者进行的，应当把当时的新奥加廖沃进程视为“精英共识”的变体，或者“协商实践”的典范，许多政治学家认为，这种实践是对政治制度进行有效的民主改革所必需的，就连叶利钦身边的一位著名民主政治家也预言说，条约的签订将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它必将像美国独立宣言一样永世长存，成为革新后的联盟极其可靠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换句话说，后来条约没有签订不是因为联盟不可改革，而是因为莫斯科的一小撮高层官员在1991年8月19日组织了旨在阻挠对联盟有效改革的武装政变（而且武装政变本身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政变很快就遭到挫败，并且首先是因为其领导者不能坚决地使用已经集结到莫斯科的军队，但政变的后果使新奥加廖沃进程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后果大大削弱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政治野心进一步膨胀，也使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对莫斯科人的不可预料的行为产生了担忧。
实际上，已经遭到失败并且造成致命后果的八月叛乱既没有平息人们旨在保留联盟的政治冲动，也没有消除苏联主要改革派维持并保留联盟的希望。1991年9月初，12个加盟共和国的大约1900名代表重新参加了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代表大会实际上自行解散后，9月5日全部政权转给了国务委员会。——俄文编者注，10月签署了关于新经济联盟的协议，叶利钦在1991年11月还向公众保证“联盟必定存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7个共和国——如果不算已经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话，应是大多数——继续与戈尔巴乔夫总统进行谈判，10月25日似乎已就新联盟条约达成协议，这一新联盟条约与其说是联邦条约，不如说是邦联条约，不过还是保留了联盟国家、总统制、议会、经济和军队。但是两周后，条约还是成了由少数阴谋家发动的、更加坚决而且顺利的政变的牺牲品。
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关于苏联制度不可改革的论点既没有概念根据（我们根本未找到），也没有经验根据。在这里对历史事件和事实的再次分析证明，到1991年时，苏联制度的大部分已经历了深入的民主改造和市场改造的过程，当然，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革，但它已处于“转变”（这是一个经常被用来说明后苏联时期的术语）的状态。关于苏联制度的“不可改革这一公理”所留下的全部东西就是一个武断的结论：既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亲苏联的和亲社会主义的，那么它不过就是一种“梦想”或“怪想”。这一意识形态偏见实际上与历史分析毫无共同之处。
为什么本文的结论与众多专家多年来肯定的说法相反，认为这一制度显然是可以改革的呢？在这方面，是否如后来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真的出现了“政治奇迹”吗？要说清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些相当重要的因素：源于20世纪20年代甚至1917年的反斯大林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政治遗产，包括苏共内部最早的改革派的产生；苏联精英对西方的日益坦诚的态度，对可选择的发展道路（无论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不断扩展的认识；深刻的社会变化，苏联制度自下而上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引发官僚上层倾向改革情绪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最后是戈尔巴乔夫在各方面与众不同的领导方法（这是不可低估的）。然而，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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