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极权式国家的现代化（戈尔巴乔夫改革在1986年底坚决脱离了其轨道）要求有自己的政治主体，可能成为这一主体的是国家机关、军队、执政的党。总之，这里指的是准备承担深入的社会经济变革风险的相当大部分民族精英。在晚期苏联的精英中是否有这样的人呢？让我们回忆一下沙赫纳扎罗夫在与安德罗波夫的谈话中对此公开表示的怀疑，看来，苏联改革的设计师本人也同意他的意见，因为设计师开始越过官员直接向群众呼吁。
可以认为，围绕1987年经济改革的初步尝试所发生的持续不断的斗争是对晚期苏联官员改革潜力的某种实际检验。回首往事，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认为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极其困难的任务……”［14］当然，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最初几步尤其困难。“社会主义思维”定式再加上国有经济权力关系的重大改变涉及的巨大利益，能够将遥远征程上的任何改革埋葬。反对改革尤为激烈的是经济官僚的“总参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财政部、政府机关、依靠经理群体的各部，时任总理的尼·雷日科夫常常充当这些部分的喉舌，因此当时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经过持久的较量，改革派阵营与保守派阵营达成了理智的妥协，按照当时的标准通过的决定是根本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突破，这些决定为将经济引上市场轨道开辟了道路，但只是开辟了道路而已。
众所周知，1987年的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有限而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社会共同体丧失了经营才能，强大的经济官僚拒不执行通过的决定，改革者不能坚持到底（特别是在价格政策上），在新的和复杂的事业中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失误。结果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使居民开始痛苦地适应新的经济生活条件的最佳时机；货币供应量不加控制地增长和商品的日益短缺破坏了消费市场，最后这个“战略性失误”［15］对改革的命运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从这段可悲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结论是：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阶段”之初，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允许在不触动政治领域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
第二个结论：在经济战线上集中力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回顾这一经历时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和改革设计师之一的瓦·梅德韦杰夫写道：“……留给我们用于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的时间不是三四年，而是少得多。本应采取异乎寻常的措施，坚决转向市场关系。”［16］
第三个结论：可以用深入的经济变革这块试金石来检验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在新的条件下的活动能力，指出这一制度形变的未来途径。
第四个结论：尽可能将经济变革引向政治改革，不使群众的不满情绪与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成为一体，因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右翼和左翼反对派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兴风作浪。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结论：由于改革而产生的新的经济主体或迟或早都会要求有维护其利益的政治代表，这些新的经济主体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不仅是经济进程，而且是政治进程的因素，而且他们不会是“社会主义选择”的信徒。
看来，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相信当时所选择的行动路线是正确的。后来他认为：“经济改革落后于政治改革。”［17］
在当时选择道路时占上风的意见是什么呢？对此安·格拉乔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看法：“已开始的改革的经济方面始终从属于主要的方面即政治方面并必须为之服务，看来，应把这一点看做主要原因。”［18］
苏联的制度框架将经济紧紧局限于政治，一切都被意识形态浓雾所笼罩，这一制度为了自卫会迫使侵害其基础的改革者接受一定的行为逻辑。然而问题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现实情况”强加的行为模式的？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个分水岭在时间方面与第一个分水岭在某一点上是同步的。这不是偶然的，在耗尽“安德罗波夫改革”的潜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摸索着寻找通往未来之路，他越来越相信，苏联制度的问题不在于修理，甚至不在于大修，而在于改变制度本身，苏联制度架构的一切一切——从顶棚到地基——都得更换，所以各个领域深入改革的计划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它们相互碰撞和彼此竞争。
对政治改革可以有各种理解，可以用各种方式进行，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经济改造相比，政治改革被置于优先地位。在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上选择了旨在加速社会民主化的激进方案。晚期苏联社会变形的其他模式被忽略——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
政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核心，因为苏联制度的实质是党的国家，确切些说是“党—国家”，这种制度结构是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中紧紧地长在一起的暹罗双生子。戈尔巴乔夫为把两者分开、将其变为正常的现代政党（多个政党）和国家而打算采取的行动需要在实施时准确计算、周密安排，否则二者都会变成虚弱不堪、萎靡不振的东西，无力承受改革的过重负担。事实果然如此。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