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也不必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用强力“推行”任何东西，因为历史证明，这样做毫无益处。多少代人的经验教导我们，这样人为搭建的小屋由于自身的重量，甚至没有外来的推力，迟早会自行倒塌。俄国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都这样或那样地完了：超级大国主义（它可是“第三罗马”）也好，“圣索非亚大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也好，在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下全人类的幸福也好，探索某种无人知晓的“最高精神”（为此可以无视全世界普通人过去和现在藉以生活的一切）也好，莫不如此。
最后，不应该生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要生活在现实中，即要去完成实实在在、人人理解的任务：要修建房屋，建造花园，铺设道路，修筑医院、学校、养老院和残疾人收容所，抚养孩子，给他们以教育，支持科学、文化、教会，加强国防，为城市建设配套设施，复兴几乎奄奄一息的俄罗斯农村，开发至今没有好好开发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西伯利亚和远东，等等。总之，要把我们这个大国建设好。我们现在面临这些任务，这一切够我们几代人干上几百年了。我当然没有把握，即使现在所有人都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对于今天来说主要的民族思想是建设、创造、保护好我国人民及其幸福安康，我想这一点大家都会同意。
正是民族心理中的这一进步——全民一致拒绝暴力、流血和种种威权主义空想——成了当代俄罗斯生活中应首先用以衡量“戈尔巴乔夫改革”历史效果最重要的一点。但是改革的效果不仅表现为这种民族处世态度的进步，仿佛黑暗中骤然闪现亮光，我国社会突然明白了，统治俄罗斯的绝不是“天人”，不是极其英明、料事如神的高等人，而是再普通不过的、有着种种劣根性和私欲、无知、贪婪、极端近视，简单些说，是平庸愚蠢的“庸”人而已。不错，我记得，已故的亚·列别德将军说过：“愚蠢不是愚蠢，而是智慧。”也许是吧，也许确实是“智慧”，但这种“智慧”除了眼前的好处和自己的鼻尖，什么也看不到。我相信，新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我国或外国的一小撮阴谋家的恶意，使这场革命酝酿成熟的是彻底丧失了自卫本能的我国当时的领导人的愚蠢，这些领导人吃得脑满肠肥，以致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和理解能力，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处，也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
不是我一个人，许多人今天都不相信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但这种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民主的、市场的社会主义，即“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它以人的正常追求和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经验验证的经济规律为依据。不仅许多西欧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建设十分有生命力的和有经济效益的、以社会团结一致和经济中个人主动性和私有制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连匈牙利亚·卡达尔的被“集团纪律”束缚住手脚的社会主义，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而且是在似乎最艰难的时期作出了证明。约·布罗兹·铁托在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当年也同样不容置疑地展示了自己的生命力，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后来垮台绝不是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无理性的民族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还应当加上一点：显然还有来自外部的煽风点火。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并非一定要流血(2)
但是请问，哪一个追求长期存在的制度能经得住布尔什维克一意孤行地对它的“嘲弄”（我找不到别的字眼）？我甚至不想提起斯大林血腥残忍的实验和大家仍记忆犹新的赫鲁晓夫的怪僻行径，例如，他竟把一个物产丰富的大国变成了长期进口粮食的国家，这一切现在当然只是事后的议论。但是有什么人即使在今天能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连阿·柯西金怯懦的、不彻底的改革都被彻底扼杀了呢？这个改革实际上只是要给技术上开始远远落后的苏联工业以微弱的刺激（例如，企业能自由支配其超计划的利润）。
还有，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第一次飞涨后我国迎来了一场真正的“黄金雨”，可是国家把这些黄金又用在了什么地方呢？这笔钱总计大约为2500亿美元，举例来说，大概足够在全国，从边疆到边疆，铺设优质的公路。大家知道，这笔钱被用来干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等国；用来支持古巴；用来研制震惊整个欧洲的SS—20导弹；用来加快各方面的军备竞赛，不仅生产导弹和核装药，而且生产60000辆甚至更多的很快就完全无用的坦克；用来每年向全世界购买3000万吨有时更多的粮食；用来实施疯狂的要北方河流改道的计划，如此等等。结束这一切的终场演出是入侵阿富汗，这最终成了苏联历史性结局真正的开端。顺便提一下，起先签署这一决定的是三个人——尤·安德罗波夫、安·葛罗米柯和德·乌斯季诺夫，这几个人好像至今还被认为是“聪明人”。
因此现在的极左派除了自己，不能指责任何人应对已发生的一切负责，因为这座大厦在类似的荒唐决策、国家绝对力不胜任的大肆挥霍的重压下，不可能不倒塌，当时的当局因此已经丧失活动能力。如果不是在1985年3月，那么我相信在不久后的几年里，米·谢·戈尔巴乔夫（或者应起同样作用的别的什么人）应该出现，也不能不出现。苏联制度已经到了垮台的极限，面临的已经是拯救国家的问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人民、我国社会、甚至大部分苏联“精英”（区别于最高的掌权层）当时已完全丧失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指望有米·谢·戈尔巴乔夫一样的人物，期待着他，他终于如常言所说，在需要的时刻、需要的地方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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