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并非一定要流血(3)
难怪明智的中国人在1978年后从中小经济成分开始他们的改革，这些中小经济成分很快活跃了中国半死不活的经济并在国内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市场，中国为此花了20年，现在他们大约需要15—20年改革大工业，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使之现代化，剥离亏损严重的企业等等。我们在1980年代末唤醒民众能量的尝试只局限于怯懦地恢复合作经济成分的活力，连这一方面也很快走了回头路，因为害怕合作经济成分成长过快，于是又一次用苛捐杂税和人为提高合作社供应货物价格扼杀合作社。遗憾的是，我国这类对中小经济成分十分野蛮的态度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典型，而且情形每况愈下，例如，如果说1980年代末在俄国开业平均需要三个月，那么现在则要一年。
当时的另一个十分严重的失误，是对国内市场不平衡的危险、货币需求和商品供应之间差距的扩大、人为加剧缺货现象和本来就缺货严重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足。用职业行话说，这叫做“钱棚”——国内的货币量越来越高出商品的补偿量。当时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有两条：要么用某种方法没收居民和企业的闲置货币，要么同时稍稍稳住印钞机，用国家可以接受的价格加以“赎买”。
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建议政府不要冒险，不要无谓地触怒本来已因各种商品短缺而十分激动的居民，不要在全国繁殖越来越多的地下百万富翁，这些人囤积居奇，等待物价继续上涨，而要“赎买”多余货币的办法是，其一，集中抛售现有的积压商品、超定额的库存商品、汽车及其他技术产品、住房、大楼、土地等；其二，集中进口利润高的消费品（请注意，当时国家进口一卢布消费品可获利9—10卢布）。
当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用于这方面的钱从哪里来？当时的答案只有一个：根据相应的国家计划向国外借。但这一个普通的想法却得不到我国领导人的支持，尽管当时我国的支付信誉还相当高。我因此记起1989年跟当时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赫尔豪森先生的一次谈话（两个月后恐怖分子炸死了他）。
这位已故的银行家当时说：“好。如果我正确理解您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先生来找我说：‘赫尔豪森先生，我要向您借150—200亿美元……’”
我打断他说：“不，不，恰恰相反。您，赫尔豪森先生去找戈尔巴乔夫先生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您要向我借150—200亿美元……’”
我国领导人看来最终下决心实施这个计划时为时已晚。1991年春天，格·亚夫林斯基被派往美国讨论内容类似的计划，但无功而返。同年7月，“七国集团”在伦敦干脆拒绝给予米·谢·戈尔巴乔夫以实际的财政支持，我相信，这也是有意无意引发八月叛乱的原因之一。接着就是在“叶利钦—盖达尔”阶段，众所周知，当时选择了唯一的一个办法：既不“赎买”，也不将存款指数化，而是干脆掠夺所有的人，全体居民和企业。我国因此过去和将来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些自由主义民主派。
最后，当时已经清楚，货币金融领域和价格领域不进行激进变革，就不能消除日益严重的危机。必须恢复预算，尤其是回归国家对酒类和其他应征消费税的商品的切实垄断。必须逐步开始放开市场上大量流通的商品的价格，但用行政手段遏制最最必需的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必须开始股份制改造，做好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准备工作，但不是像1990年代前5年那样“白送的”，而是用现钱。但这件事不能急急忙忙地去做，例如，玛·撒切尔在1980年代花了不少于10年时间才使英国10个主要国有公司私有化。
我相信，当时我国还有最后的可能通过多少平稳、轻松一些的道路去实现向市场的过渡。例如，轰动一时的称作“500天计划”的格·亚夫林斯基—斯·沙塔林计划就是这样的计划。计划的名称当然不严肃，带有广告色彩，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计划需要的不是500天，至少要500个星期，甚至500个月。但我相信，这个计划就其包含的思想来说，是相当现实的。但像以往一样，这一计划渗进了政治，渗进了人的狂热、自负、“壕沟的利益”（英国人的说法），于是这个计划最后被束之高阁。
我记得，当时我一度被任命为计划作者和计划反对者（主要是政府的人）之间的独特的调停人，因为也许能制定出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中间方案。我记得1990年8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天晚上开会的情况：左边是“500天计划”团队，右边是政府班子，我坐在桌子的一端。我记得当时那令人压抑的、几乎叫我心如刀割的感觉。天哪，他们在争什么？这叫什么经济？！一些人坚持要求说：“交权，交权……”另一些人同样勃然大怒，说：“不交，不交，决不交……”
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尤其是今天，当时的许多问题已经失去了锋芒）浮现一句古老的格言：“我们的缺点是我们长处的延续”。今天我国社会大概对下面的问题不会有确定无疑的答案：苏联怎么会垮台的？克里姆林宫怎么能容许这件事发生？我个人有两点解释。一点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另一点是纯心理学的解释，这个解释基本上针对米·谢·戈尔巴乔夫，更确切些说，是针对我过去和现在所理解的这位真正杰出人物的。我相信，对政治经济学解释大家都理解，都没有争议，因为当时苏联这个大国不仅无法继续发展了，而且也不能正常生存了，因为莫斯科积聚了95%的国家预算收入，而由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区及其他各级行政机关直接支配（即不需经克里姆林宫批准）的只有5%，改革的领导人最终明白了这一点，但却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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