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外交部里决定“国家标准”的是В.М.苏霍德列夫这样的人，他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这些年轻译员有时可以向他求助。总的来说，我相信，关于与他共事的回忆不仅对我，而且对我当时所有的同事来说，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老实说，这个人的一生经历表明任何时候都可以有而且必须具有高度的职业技能。我不打算谈他的个人魅力和人品，只是因为这与“本题”无关。
那些年中，决定全国和外交部普遍情绪的是对变革的期待（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因为许多人，尤其是某些自认为有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的人不知怎么都“忘了”这一点）而且这些变革应当有政治性质，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始。随着米·谢·戈尔巴乔夫登上我国的最高领导岗位，这些变革开始了，笔者也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些变革尽管失误不少，而且付出了代价，但对我国和世界是起良好作用的。这是词语和行动（文本及其中含意）都在发生变化的时期。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2)
由于种种情况巧合我恰在其时成了苏联领袖的主要译员，过去和现在都是他改革的支持者，他的内心和外表是相互联系的，但这当然首先是指在国际舞台上的结果。1985年苏联同美国和西欧的关系很糟，我国军队陷于艰苦卓绝、毫无出路的阿富汗战争，我们因卷入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事务而付出了高昂的（直义和转义上的）代价，我国同中国的关系几十年中一直不正常。这里列举的我国国际关系上的痛点还不完全。在我熟悉的裁军领域情况几乎是灾难性的，应该公正地承认，在这方面大部分是我们的错。波尔·尼采在中程导弹谈判时说：“你们想拥有同你们所有潜在的敌人合起来拥有的那样多的武器。”至少在这一类武器上，“暗地里”不能不同意他的这句话。
没过几年，形势骤变。到1990年代初我们同所有大国，首先同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了；我们的军队撤出阿富汗（而不是从那里逃跑）；我们从与我们相隔万里的第三世界国家——安哥拉、柬埔寨、尼加拉瓜——里的对抗中脱出身来，开始了实际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进程，扭转了世界对我国的态度。我认为我们“放掉”东欧各国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些国家纯粹是名义上的盟国，口头的、毫无意义的礼仪上的盟国。
需要提及这一点吗？我想需要。现在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受到的攻击不比他的对内政策少，人们或是出于不明真相，或是出于记忆的恶作剧，或是出于低级的谎言制造了大量负面的神话。他们尤其为两德统一而批评戈尔巴乔夫，一些人是因为他“容许”统一，另一些人则因为他“没有收钱”。尤其是在我国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掀起歇斯底里狂热时，人们常常向他重提这件事。这时候连似乎很严肃的评论家（例如，阿列克谢·普什科夫在他发表在《独立报》上的一篇长文中）都撰文说，戈尔巴乔夫应该争取“编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扩大的保证书。这说的是什么话？看看词典，就可以明白，可以“编纂”法律法规，而从任何组织得到关于冻结其成员构成的保证则不是什么“编纂”，而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至少据我所知是没有先例的。戈尔巴乔夫的继承者们试图提出“不容许”苏联加盟共和国（当然是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但也没有成功。
有人还炮制出一些极不老实的谎言。例如，1997年2月克格勃的将军，现在的教授H.列昂诺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在伏特加酒的作用下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到处传播》一文。他在文中说，戈尔巴乔夫同外国政治家谈话时“不作记录”，“我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类谈判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往往只让“人家的译员”提供服务。这一切当然全都是胡说八道。我同前苏联总统助理阿·谢·切尔尼亚耶夫一起给《共青团真理报》寄去一篇短文，我们在其中对所有的问题都作了回答：戈尔巴乔夫的国际问题助理参加了历次的会谈；没有一次这样的会谈时没有我方译员在场；所有的会谈，例如同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会谈当天就作了记录并分送政治局委员。《共青团真理报》拒不发表我们的答复。谢天谢地，《莫斯科新闻》发表了这篇短文。
我国新一代国际问题专家的某些代表的文章中的臆测则性质有所不同。原因往往是知识不够和纯粹出于“咬”戈尔巴乔夫“一口”的习惯性做法。不久前我同《消息报》国际栏编辑进行了论争。下面全文引用我说的话（该报已发表）：
格奥尔吉·博夫特在《具体的绅士协定》（2002年11月23日）一文中得出结论说，普京总统和布什总统达成协议：普京对美国打击伊拉克一事“不再较劲”，换取“美国不会忘记俄罗斯在伊拉克的利益的保证”。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根据不足。但问题不在这里。作者顺便给了戈尔巴乔夫一下子：“布什不打算向普京描绘虚无缥缈的美俄友好的图景，像美国人，如老布什任总统期间给戈尔巴乔夫描绘的那样——这是对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埋葬’民主德国和支持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奖励’。而且普京也不是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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