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副馆长是位和蔼可亲、办事认真的女士。她有事就办事，不浪费时间闲谈。这很中我的意，我本来就是来办事的嘛。
"我虽然知道你很想查阅档案材料，又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你首先得办理正式手续。如果想让我为你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请毫不犹豫地提出来。"她留下我与办事员办理书面手续。
"早晨好。"我客气地说。办事员没有回应。在俄罗斯，一些行政人员依然保留着苏联制度下那种好摆官架子的陋习。这位办事员便是其中之一。
第30节：泪洒高尔基市(9)
"你的身份证和证书呢？请出示。"她打起了官腔。
我拿出护照和1992年收到的尼日尼安全局寄给我的信函复印件。
"手续固然齐全，可是你用什么证明你是奥尼库尔家的亲戚呢？何况你和他们也不是同姓呀。"办事员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你有证明吗？"
这个女人当真相信我能拿出一纸文书，证明"穆斯塔芬"是已故的奥尼库尔一家人的亲戚吗？"我怎么证明呢？我出生前，他们中的多数人就去世了。"我回答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连克格勃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对阿廖沙说，故意提高嗓门，让她听见。尽管阿廖沙主要让我去交涉，但对他的在场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等待了那么久的档案近在咫尺，我本来异常激动，现在偏偏栽在这个老派苏联恶棍手里。我好不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我对自己情绪失控感到难堪，但又决定利用这种失控扭转局面。"好吧，看来我只能感谢涅姆索夫办公室让我来试试，不过得告诉他们，因为没有恰当的证明，无法满足档案馆的要求。"我以轻蔑的口吻对阿廖沙说。
"稍等一下。"那个办事员匆匆离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副馆长和一位男子走了进来。这个男人原来是档案馆的馆长。因为他是涅姆索夫办公室叫我联系的人员之一，所以名字很熟悉。"不要激动，小姐，别哭。"他说，"你需要的档案马上就拿来，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其他帮助，请直接提出来。"
阿廖沙上班去了。我被领到阅览室，里面有一排排桌子，好像是学校的教室。有几个人坐着，仔细查阅档案。除了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偶尔有人压低嗓门儿的说话声之外，阅览室里一片寂静。我坐在桌子旁边等待着，仿佛过了好久好久。实际上，档案保管员在几分钟内就返回来了。
5卷早已褪色的红棕色档案摆在我的面前，每一卷都用变了色的布条牢牢地捆扎着。我盯着档案。现在怎么办？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这一时刻会来临。
打开第一卷--玛亚的档案--一股寒气顺着我的脊柱向下窜去。头一页是张便条，是高尔基地区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局长工整的手迹，日期是1937年10月7日。上面说，依据刑法第58条第6款之规定，玛亚被指控"为某一外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现被拘押在高尔基市监狱。后面是一张搜捕令，日期是10月2日。接下去是一份有关个人详细情况的登记表。然后是一页页手写的审讯记录"问/答"、"问/答"。映入眼帘的名字，有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有的似曾相识。
第31节：泪洒高尔基市(10)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四十多年来，除了整理档案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翻阅过它们。摊在我面前的是亲人们的生命--他们的秘密。我觉得自己像个喜欢刺探别人隐秘的人。这与偷看别人的信件有什么区别？我闯进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的生活，我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可是，我要去揭露的非正义行为是那么穷凶极恶。我有权利停下来吗？我仔细查阅玛亚的档案，是为了了解里面的内容。
审讯记录第一页问的都是个人一般情况。在第二页，玛亚回答nyet（俄语"不是"）达7次之多。大多数问题与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的活动有关。她生于1911年，对1917年前后的问题当然一无所知。下一页就直奔主题：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被招募为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的？
答：我从来就没有被招募过。
问：你在撒谎。我们的调查已经证实，你在海拉尔居住期间就被招募进日本情报机关了，后来，为了进行间谍活动，你又潜入苏联领土。你承认吗？
答：不，我不承认。
问：抵赖是没有用的。我坚决要求你老实交待这个问题。
答：我重申。我从来就不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
经本人审阅，记录属实。下面是玛亚和审讯者的签名。我目瞪口呆。惊异的不只是我正在阅读的材料的重要性，而且还有被记录的细节。从安全局的函件，我已经知道玛亚是因日本间谍的罪名而被逮捕的。可是，这里是白纸黑字的指控。
其他记录都是关于玛亚在海拉尔的生活情况。在一张字迹不太清楚的纸上，我突然看见"上海"两个字。玛亚对审讯者说，1933年她去过上海。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前，曾经在上海一家"妇女工作室"当过牙科医生。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其引人入胜的东西方文化相融的特色，一直吸引着我。谁也不曾告诉我，玛亚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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